原載於《建道通訊》24期，1977年10月，頁1。

本院師資的重點是四重的：信仰、靈性、經驗、學歷。目前，本院共有專任講師十一位，兼任講師七位。 明年（一九七八年秋季）鄭貽富校友和溫以諾先生都將加入專任講師行列。前者將於明年獲得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博士學位（Ph.D.），後者亦將於明年獲得紐約大學博士學位。他們都已經有事奉的經驗，在信仰與靈性上都有好的表現。

本院本學年已經增加了兩位專任講師和專任圖書館主任。就是張練能牧師、張信瑤女士和凌少薇女士。張練能牧師是本院校友，在美國達拉斯神學院獲得神學碩士學位（Th.M.）。張信瑤女士也是本院校友，獲得美國惠敦大學基督教教育碩士學位。凌女士在中文大學考獲碩士以後，又在美國德州女子大學獲得圖書館學碩士學位。

在聘請之中的還有兩位專任講師，希望在主的帶領之下，他們都能在明、後年加入本院事奉的陣線。一位已有博士學位（Th.D.），另一位明年將可獲得博士學位。他們都是很愛主的弟兄。

神的恩典是奇妙豐富的，深信本院在主的帶領之下，將走上更加蒙福的道路，為基督的國度訓練合乎主用的人才。

我自己將於本年十二月往南婆羅洲工作一年，暫時離開本院，由艾理德牧師代理院長職務。請代禱為盼。

原載於《建道通訊》23期，1977年5月，頁1。

「翟趙羅林精神」構成建道神學院的一個特別名詞，極其寶貴。這一個名詞代表建道的傳統。

（一）翟輔民精神
翟牧師（Dr. R. A. Jaffray）原籍加拿大，父親是多倫多報業領袖，殷望其子繼承父志，但翟牧應主恩召，獻身來華宣道。於一八九七年抵達中國，除在華人中間盡力工作之外，翌年即發動向越南傳福音，多次往該處勘察及親身工作。一九一六年正式被總會委任為越南西差會主席（以梧州為辦事處），同時仍繼任華南區西差會主席、建道院長、聖經報主筆。各種事工蓬蓬勃勃發展。一九二八年一月又順服主帶領往印尼開荒工作，一九三一年遷居印尼，離開已經居住卅四年的廣西梧州。一九四二年被日軍囚入集中營，一九四五年去世。這時印尼已有萬餘會友。翟牧一生忠心耿耿，將一切擺在祭壇上，致力擴展基督國度，不遺餘力，蔚成風範。

（二）趙柳塘精神
趙柳塘牧師是建道歷史中第一位華人院長（一九二三—二六）。他信主的第二年考獲中央政府留美獎學金，正在那時他蒙主呼召獻身聖工，他毅然決定放棄留學的黃金機會，進入建道受造就。後被選任院長，兼任宣道會華南區華會主席。他是廣州和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發起人之一及講員；成為一位華南教會著名領袖。

（三）羅聖愛精神
羅聖愛女士曾任建道女院院長。卅歲時進入建道事奉主，直至六十一歲退休，前後工作卅一年。羅女士於十八歲時曾舉行一次特別儀式，當眾宣告她一生不嫁，全心全意事奉主。赴會者三百人，一同為她禱告和感恩。她在一九二○年將所承受的遺產全部變賣，建造女院院舍。這種捨己的精神感動了許多人。

（四）林証耶精神

校友林証耶牧師於一九二九年加入翟輔民牧師所創立的「中華海外佈道團」，同年與校友練光臨牧師往南洋工作。林牧師進入荷屬婆羅洲（即現今之加里曼坦），在達雅族土人中間傳福音十五年。成為華人最先進的宣教士。他的寶貴經驗永遠留在「蓬島闢荒記」裡面。

稍後，校友曾道行牧師進入印尼峇里島工作，建立了教會；校友朱醒魂牧師、黃頌恩牧師、莊澤之牧師等，都在印尼担起福音聖工。練光臨牧師則進入馬來亞工作。兩年前更遠赴南美洲的Trinidad為主作宣教工作。

這四種精神好像一枝號角，今天仍然向我們發出呼召！

原載於《宣教情》2期，1995年4月，頁2。

聖經歷史是一個使命的歷史，以亞伯拉罕為開始。

神向亞伯拉罕顯現，對他說：「我要賜福給你……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創12:2）。這兩句話中寓藏著一個循環律：神賜福給亞伯拉罕，他又使別人得福，當他這樣作的時候，就更蒙神賜福給他。如此循環不息，蒙福的人越來越多，這是神的旨意與計劃。

這循環律不但用在亞伯拉罕身上，也用在他的後裔身上。神對他說：「地上萬族要因你的後裔得福」（創22:18）。他的後裔是誰？“後裔”二字有三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指基督而言，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意義（後裔二字的原文是單數）。第二個意義是指以色列人而言（集體性的單數），神要藉他們恩待萬民。第三個意義是指基督徒而言，他們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子孫（加拉太3:7）。今天，神恩待拯救了我們，為要藉我們去傳拯救的福音給那些尚在救恩門外的人。

保羅把這循環律教導給他所建立的各教會，要他們去作差傳的工作，例如：他向哥林多教會進行差傳教育（林後10:15-16），他提出四個要點：

1. 傳道人不僅建立教會，將福音的範圍推廣，並且藉著這新教會把福音的範圍“更加開展”。
2. 上述推廣工作的動力是“信心增長”。
3. 這是幾何級數的推進。
4. 基本的戰略是到“以外的地方”去。

保羅所建立的教會差派宣教士出去傳福音。例：腓立比教會差派宣教士（腓2:25）；歌羅西教會差派宣教士（西4:12）；哥林多教會差派宣教士（林前16:17）；路司得教會差派宣教士（徒16:3）；帖撒羅尼迦教會差派宣教士（徒27:2）等。

保羅所建立的教會“差錢”出去幫助宣教工作（腓4:15-18）

保羅所建立的教會以祈禱支持宣教士（弗6:19、西4:3、帖前3:6、帖後3:1）每一位宣教士都有許多人為他禱告。

教會把自己的傳道人差派出去：安提阿教會把自己最重要的兩位領袖差派出去作宣教工作：保羅與巴拿巴。這是千古美談。

但是在這使命的循環進程中，有些危機存在，可能造成使命的停頓：

1﹒目標上的危機

亞伯拉罕在使命的路上，幾乎停止在哈蘭：半途而廢。羅得貪求容易而揀選了“瑣爾”（小的意思），結果鑄下大錯，他和後人都受了虧損（創19:20-22）。

2﹒曠野漂流的危機

以色列人失去了目標，在曠野打圈子四十年，成為以色列人使命史上的大危機。

3﹒不建橋而建塔的危機

以色列人建立王國，尋求自己的榮耀，落入巴別塔的陷阱中。今日有些教會只求成為大教會，忘記了大使命。

4﹒信心與順服的危機

非拉鐵非教會雖然“只有一點力量”，但他們願意“遵守主的道”，接受主的使命，願意憑信心去傳福音，主就給他們一個敞開的門。（啟3:7-8）。

原載於《宣教情》2期，1995年4月，頁1。

當宣教士Mitchelson第一次乘船到太平洋的新亥卜里底斯島（New Hebrides）準備登陸時，島上的土人各持武器集結在海邊。船長對他說：「我不能讓你在這樣的危險中登陸，我負不了這樣的責任。」他回答說：「我離開故鄉，撇下一切，就是爲了向這些人傳福音，我怎能返回呢？」船長終於同意。他登陸後，雙手舉起一本聖經，鎭定的向土人走去。他們看見他未帶武器，就准他走近。這樣他把福音傳給他們。數年後，他在曾食人肉的土人中間與他們同領聖餐。

在廿世紀初頁的中國教會歷史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名叫席勝魔，他在內地會宣教士的帶領下信主，從一個鴉片鬼一變而為一位滿有愛心與能力的福音使者。在他的傳記中（席勝魔傳—福音證道社出版），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席勝魔常爲霍州的居民信主祈禱，求主光照他們。祈禱的日子久了，席師母就忍耐不住，對丈夫說：「我們祈禱夠了……上霍州去開局就是了（開局就是開設藉戒吸鴉片而傳福音的基址）。莊稼已經熟了。」他回答說：「沒錢買鐮刀，怎能收割莊稼呢？」……第二天早禮拜後，席勝魔又爲霍州祈禱，席師母便過來把一個小包放在桌上說：「上帝准了我們的祈禱了，這就是。」他打開一看，裡面有金銀手飾，如耳環、手鐲、髮簪、釵子等；是她結婚時的聘禮。她願意照馬利亞所行，把玉瓶打碎。

在「聖經與中華」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施約瑟會督（聖公會）是將聖經譯爲中文的一員健將，他也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創辦人。當他在武昌市工作時，因中風而癱瘓，兩手只有二指可用，然而他仍不屈不撓，以廿五年時間以打字機把聖經譯爲中文。這實在是聖經繙譯史中可紀念的一頁。

在同一本書中記載另一件感人至深的事蹟：德國莫拉維亞弟兄會差遣了Pagell夫婦於一八五三年七月（比戴德生早兩個月）到西藏去傳福音，那地方每年有九個月下雪，他們工作了卅年以後死在那裡，耶斯基博士獨自一人繼續他們的工作，經過了十二個年頭，殷勤開荒。……

美國的耶德遜（Judson）夫婦十九世紀初年到緬甸去開荒佈道，他們的傳記（浸信會出版社）裡面記載耶牧師坐牢的情形：「這監牢是很舊的木屋，約四丈長，三丈闊，除了板壁上的裂縫沒有通氣的地方，很薄的屋頂擋著火一般的太陽……裡面拘禁了百多名的男女犯人……耶牧師在這污穢的地方住了一個多月就發燒病倒了……得到釋放以後……往家中走去，正開著大門……他望見一個穿污穢衣服的緬甸婦人抱著很瘦弱的嬰孩……他萬想不到那是他自己的孩子……看見妻子躺在地上，面色蒼白……四週雖然污穢，她卻是一位靈性高潔的美麗婦人，她在這十四年中只知跟從心愛的伴侶同走愛神愛人的偉大道路……」

原載於《宣教情》1期，1995年2月，頁1。

「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寂靜
         寂靜在六千華人教會中
         寂靜在千萬基督徒中

差遣的呼聲被埋葬
         在世界的喧嘩底下
         在幸福的旋律底下
         在美夢的憧憬底下
         在膽怯與憂慮底下

基督急跳的脈搏
         只引起微弱的響應
黎明的地平線上
          彳亍著孤單的行列
你們這黎明的旗手阿
          堅強的揚起你們信心的歌聲吧！
黎明的哨兵阿
          堅強的吹響你們的號角吧！

讓我們聆聽：
          愛的呼召永不止息
          愛的呼召永不止息
          「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原載於《今日華人教會》14期，1979年2月，頁36-37。
［本文獲世界華福中心授權轉載］

經文：使徒行傳第四、五、七、八章。

初期教會的歷史，是逼迫和增長的歷史。一般而言，逼迫和增長是彼此敵對的。可是，透過初期基督徒的信心和忠心，逼迫的危機在神的恩典之下變成增長的途徑。本來互相敵對的逼迫和增長，現在竟相輔相成了。

對初期教會來說，逼迫在四方面促成增長：

一、在耶路撒冷，彼得和其他使徒三次被囚（四3；五18；十二4），多次被鞭打、恐嚇；但這巨大的壓力，反把門徒拉得比從前更緊密，逼使他們屈膝求告神，也更發揮他們的英雄本性。他們為着能因基督的名受辱駡和强暴而歡喜，且更努力的為主作見証。從下面三節連續的經文可看到，逼迫和教會增長是有直接的重要關連：「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他們就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的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那時，門徒增多。」（五41-六1）

二、後來，司提反成為教會歷史上第一位殉道者。他殉道的時候，看見一個榮耀的異象；看見神的榮耀，及耶穌站在神的右邊。這異象使他勝過死亡和憎恨，他獻上了主自己在十架上所獻上的愛和赦免的禱告。當這異象傳給其他門徒的時候，就成為全教會得鼓勵和默示的大泉源。殉道不再是可怕的事，卻是可羨慕的光榮。顯然，司提反的死並非初期教會的打擊，卻提昇了他們傳福音的士氣。如果是打擊，只會打擊了那目睹司提反殉道的掃羅的自信心，卻為他日後在大馬色路上，接受復活的主所彰顯的大能和炫目的榮光而舖路。

三、從司提反殉道開始，一股新且勁的逼迫浪潮，蔓延整個耶路撒冷城，門徒開始散佈周圍各地。整個情勢，其實是化了裝的祝福。逼迫猶如一次爆炸，把福音向每一方面轟開。我們發現福音最少在五個方向發展：

（1）透過佈道家腓利的工作，福音傳到撒瑪利亞，大有功效，然後因着埃提阿伯太監的悔改，那大好信息傳到了北非。

（2）再次透過佈道家腓利辛勞的旅程，福音到了巴勒斯坦西岸的亞鎖都區域。

（3）逃亡的基督徒北上，遠至安提阿，一路上不但向猶太人，也向外邦人傳福音。他們最後在安提阿定居。

（4）其他門徒分散到西方的腓尼基和居比路，在當地傳福音。

（5）透過彼得的工作，福音傳到沿岸的約帕、呂大、沙崙、和該撒利亞，直到耶路撒冷的西北。

四、根據第十二章的記載，逼迫在希律王統治時再度肆虐。耶路撒冷信徒的一位高層領袖雅各被害，彼得身陷囹圄。教會面臨大危機。在這最緊急的關頭，整個教會盡了他們所能做的——他們同心合意的用信心的禱告投靠神。他們對自己的禱告有眞信心。儘管似乎神並無垂聽他們的祈求；因為當他們在為雅各禱告的時候，他已被害，他們仍然禱告。他們在禱告上有正確的信心，也有正確的態度——或生或死，只求神的意旨成就。神蹟發生了，整個局面也改觀——大危機變成大祝福。在使徒行傳中，有兩個發生在監獄中的神蹟：一個在腓立比監獄，一個在耶路撒冷監獄；兩者都是神對信心的應允。

這個逼迫，淨化了和强化了他們的信心，使它經過大試煉後，比金子更寶貴。教會的素質比從前而純淨。然後，我們在十二章24節讀到這寶貴的話：「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總括來說，逼迫對初期教會有四方面的目的：它是催化劑，從基督門徒的身上提煉出最好的素質；它為那些為基督受苦的人帶來新的、神的榮耀的異象；它為福音的廣傳拓開更大的領域；它成為教會本質的提煉廠。

從教會歷史可充份証明，很多世紀以來，逼迫和試煉不過是教會增長和發展的一部份秘訣。今天，當世上很多地方的教會面臨壓迫的時候，以上信息對教會特别有關宏旨。作為教會領袖的我們，應教導我們的會眾如何面對可能來臨的壓迫，好讓他們不致於毫無準備，而措手不及。

原載於《今日華人教會》14期，1979年2月，頁4-6。
［本文獲世界華福中心授權轉載］

從分裂到合作　滕近輝

（經許可轉載自校園團契出版社出版之「現代教會路綫」）

一九七六年八月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是世界華人教會領袖在合作上的新表現，令人鼓舞！赴會的人是世界各地各宗派的聖職人員與平信徒領袖們（皆以個人身份參加），包括了聖公會（其中有新加坡會督和沙巴會督），長老會（星、馬、臺赴會者相當多，其中臺灣長老會總幹事是大會主席團之一），浸信會（其中有港、馬浸聯會主席，港九浸聯會總幹事，神學院長等），信義宗（其中有港、馬信義會監督，神學院長，港九路德會主席，禮賢會會牧，崇眞會總幹事等），衛理宗（其中有港九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副主席，馬來亞巴生衛理公會教區長，臺灣教區長，港九循理會主席等），中華基督教會，神召會，弟兄會，播道會（其中有港九聯會主席及神學院長等），潮人生命堂，中華傳道會，中國佈道會，宣道會等；另外還有許多獨立教會的領袖們，神學院長們（十餘位），基督教獨立機構的領袖們（例如文字工作、廣播工作、研究工作、戲劇工作、工業福音工作，福利工作等等）。赴會者總數達一千五百人，來自世界六大洲的廿五區，濟濟一堂，站在聖經的立場上，一同追求「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這絕對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如果在十年前（甚至在五年前）有人想發動舉辦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他們必定會失敗。這一次「華福會」能夠舉行成功，其基本原因有二：

1. 世界各地華人教會領袖在福音聖工上普遍的採取了更積極的態度。這一種新熱誠促使他們超越傳統上的藩籬，互相合作，尋求如何能更有效的宣揚福音。
2. 各地華人教會領袖獲致更廣闊的視野，對於合作有進一步的認識與追求。

新合作的神學基礎

在過去廿年裏，福音信仰的圈子內進行着一種辯論與分化：一方面是極端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以麥堅泰（McIntire）所帶領的萬國基督教聯合會」（I.C.C.C.）為代表。他們竭力主張基要信仰的基督徒必須從那些加入普世基督教協進會（W.C.C.）的宗派中出來。他們積極的、正面的、激烈的批評與攻擊新派神學。

另一方面是反對分離主義和激烈主義的福音路線。他們有六個特點：

1. 在信仰上保持對聖經絕對的信心；在神學上清楚指出現代主義（liberalism or modernism）與聖經不合之處；
2. 在策略上避免消極的批評與攻擊，而注重積極的傳達福音要義，保持愛心的態度；
3. 對於基督福音的個人性意義和社會性意義，均加以注意；
4. 注意神學的和學術的研究；
5. 不主張福音信仰的基督徒從大宗派中退出，而注重在大宗派中培植並加强福音信仰的力量和影響力，積極的宣傳福音；
6. 注重合作。

這一種合作是橫貫在各宗派之中的。我們要問：這一種合作的神學基礎是甚麼？

答案：按照聖經的教訓，基督的身體——教會——是所有重生的基督徒所組成的，而這些基督徒是散佈在各宗派之中的。換一句話說，眞教會（無形的教會）的份子是以個人為單位的，而非以團體為單位的，凡上帝所接納的，我們為甚麼不能接納？我們是誰，竟敢把上帝的眞兒女摒拒於團契之門以外？當教會聚會所（俗稱小羣）內一部份基督徒發現這一個眞理的時候，他們就願意與一般教會裏面的基督徒來往，否定了他們傳統上與其他教會絕緣的路線。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推衍到我們自己身上。

有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每一個宗派裏面都有不少重生得救眞正屬主的基督徒，他們不應該彼此分裂，而是應該熱誠合作，積極宣傳福音。

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前內地會的會長華福蘭（Bishop Houghton），是聖公會的一位會督，一生忠於基督，也忠於聖公會。又例如英國的凱錫克培靈會（Keswick Convention）對於全世界的教會大有貢獻，而其骨幹份子大部份是聖公會的牧師。

就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來說，各大宗派的華語教會百分之九十五是福音信仰。他們之間漸漸有更多的合作，這是美好的表現。

不要把相對的當作絕對的

在新合作之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各宗派互相尊重其特點及不同點。例如行洒水禮的教會與行浸禮的教會之間，不應因洗禮方式之不同而失去屬靈的交通和聯繫；各宗派在神學的重點上有所不同；福音信仰的教會在經文的解釋上也有所不同；這些都是相對的，是在基本信仰領域內的伸縮地帶。我們千萬不要把它們當作絕對的，因而失去交通，造成分裂。當一個相信「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基督徒，不肯和一個相信「得救之後仍可能滅亡」的基督徒同領聖餐的時候，他們就是走出上帝的旨意以外了。當我們還是「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的時候，讓我們以愛心互相接納吧！正如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所講的。

我們為了世界華人教會領袖在互相合作上的新表現感謝主！

 Alliance Witness, 1969.05.14, P. 3-5.

LET ME BEGIN by asking two questions.

First, who is speaking in these letters? They are called “The Lord’s Letters,” and therefore it is the Lord who is speaking. But Revelation 2:7 says, “He that hath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th unto the churches.” Who is speaking, then, the Lord or the Holy Spirit?

Both. On the one hand we have the Lord’s words, objective truth. On the other we have the voice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at truth.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o whom were these letters addressed? seven churches? Yes, but they were addressed to the churches through the “angels” or messengers of the seven churches. There is a personal nature about these letters. Every messenger was both to receive and to pass on the message.

Failure is a tragic word in the task of carrying out God’s plan of salvation for the human race. As we study the failures of the seven churches we are reminded of our own shortcomings. We are humiliated before God. We cry out for mercy.

The Lord deplored situations found in most of the seven churches. Let us deplore what the Lord deplored. The Lord was dealing with real issues here.

The word “repent” is used eight times in these letters and we cannot turn a deaf ear. At a most critical time in the history of Israel, Daniel wept, fasted and confessed before God the sins and failures of his people. God heard his prayer and revealed His plan. At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osen People, Nehemiah wept and mourned and fasted and confessed the sins and failures of Israel. God heard his prayer and moved mightily to bring His people back to their fatherland.

No one can deny the fact that we are standing at a crossroad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Perils and challenges dwarf everything in the past. Maybe we need more weeping and repentance and confession. We can hear these messages from the Lord much better if we are in a repentant frame of mind and heart.

What were the failures of the seven churches?

First was indifference-the sin of nonaction. The Lord said to the Laodicean church, “Thou art lukewarm, and neither cold nor hot.” Lukewarmness is a spiritual condition in which neither the emotion nor the will is affected by conviction. No action or urgency is involved. No stirring of the heart, no tears, no emotion, no excitement, no compassion, no commitment, no adventure-nothing outside the comfortable armchair of tradition. Lukewarmness and indifference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Indifference always avoids involvement, commitment and cost.

In what contrast was the Lord Jesus Christ. He is called the “Amen, the faithful and true witness.” He was absolutely honest about His saving mission, so much so that He gave His life. He witnessed even unto death. How different the Laodiceans! Nonaction is the worst form of denial. By inaction we deny what we believe.

The real difficulty with the Laodiceans was that they were not 100 percent indifferent. They had some concern and involvement and they were satisfied. Our problem today is not with utter indifference. That would be easier to solve. Our real problem is the ease with which we engage in the supremely urgent task of evangelism.

While men and women are perishing without the gospel we seek no new and more effective methods of evangelism. While opportunities are fleeting away we adapt ourselves only slowly to new situations of fruitfulness. An indifferent person does not care whether many or few people are saved.

There is a popular concept in evangelical circles that needs re-examination. We often say, “We leave everything with the Lord after we have done our duty; we do not worry about the results.” This notion is deep-rooted and it has its justification, but it is one-sided. Weaknesses in our human nature cause us to use it as an excuse, with the result that we no longer aim for success at any cost.

No businessman takes that attitude. He does not say, “I shall open my shop on time and people may come in and buy whatever is here. I have done my duty and I won’t worry whether I make money or not.” On the contrary, he feels there is no limit to what he should do to make money. He is never satisfied without making money because he is never indifferent to money.

The Lord prayed in John 17:4, “I have finished the work which thou gavest me to do.” This is the Lord’s good example for us.

A second failure of the Asian churches was their orthodoxy without life-the tragedy of an unfulfilled name. “Unto the angel of the church in Sardis write; …I know thy works, that thou hast a name that thou livest, and art dead…I have not found thy works perfect before God” (Rev. 3: 1-2).

The church in Sardis had a name of being alive, but in reality it was dead. Alive in the estimation of man, it was dead in the sight of God. In all probability the Sardis church carried on many activities, had an efficient organization, regular services, fluent prayers.

Visitors may be impressed by all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s of your church, but God is impressed only by the reality beneath the surface. Only the inner life can satisfy Him. Only those outward activities which are tangible pulses of invisible spirituality interest God. Jesus comes to the fig tree for fruit, not leaves. “Leaves only” are tragic words.

The form of godliness without power is dead, worship without spirit and truth is dead, giving without love is dead, program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is dead, oratory without unction is dead, the letter without the Spirit is dead, and a name without reality is dead. Concern and compassion for the unsaved are sure signs of spiritual life. A church preoccupied with regularities but without an evangelistic outreach is just as surely numbered among the dead.

The word “perfect” in Revelation 3:2 can he translated “fulfilled.” The verse means that their works were not fulfilled in the sight of God. In a word, the church in Sardis had an unfulfilled name.

I have discovered that many Chinese who learn English mix up the words “evangelical” and “evangelistic.” I think it is a good mistake. When we stop being evangelistic we stop being truly evangelical. If we keep the name of evangelical and do not evangelize, we have an unfulfilled name. We take pride in the name “evangelical,” but may God help us to live up to our name! Orthodoxy without life is a great tragedy.

The third failure concerned an alliance with error-intellectual apostasy. Part of the Christians in the churches at Pergamos and Thyatira had associated themselves with customs and practices connected with pagan worship. Prostitution, fornication and impure gaieti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emple worship in that part of the ancient world. Satan was behind these evils, wielding his power through superstitions and moral corruptions to enslave people.

Under the pressure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and the seduction of licensed lusts, some clever and carnal minded leaders in those two churches devised a new scheme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In order to justify and facilitat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emple festivals, they tried to persuade Christians to think that they could take part in pagan practices without really harming their Christian life. These theories must have had an intellectual appeal because they were called “deep things.” But the Lord says that they were prompted by Satan. He calls them “the deep things of Satan” (ASV).

These religious theories in the Pergamos and Thyatira churches must have had strong points in order to be persuasive. In all probability they had intellectual appeal, the support of current secular philosophy and some reasonable religious facade to gain the approval of the more serious Christians. Satan knows when to make concessions and how to bar- gain. In the same way Jezebel persuaded the people of Israel to join in Baal worship. Today it would be called religious syncretism, and we must guard against it carefully.

Under the guise of scholarship theological errors are creeping into Christian churches. They are supported by popular secular forms of thought, militate against Biblical authority and undermine basic doc- trines of historic Christianity. These theories may contain some real value, but we must not be blind to the more important hidden issues basic to our Christian faith.

A fourth failure of the churches was complacency-the luck of spiritual vision. The Christians at Laodicea were not only indifferent; they were complacent. The Laodicean church said, “I am rich… and have need of nothing.”

Complacency is involuntary, and to cure it we must remove the causes. The Lord says their complacency came from a lack of spiritual vision. “Thou art…blind,” He said. “1 counsel thee to buy of me…eye-salve to anoint thine eyes, that thou mayest see” (ASV). The Greek word translated “blind” includes also the idea of shortsightedness. Lack of vision causes complacency.

Our attitudes and feelings are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ion in which we look. When we look at the people inside the church we may feel good. “There is a big crowd in my church. We have a good-sized congregation. We have done quite well-as a matter of fact, very well.” But if we look at the masses outside the church we realize how little we have done and how much still needs to be done. All complacency is gone; our hearts become heavy.

It has been said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takes six clergymen and one thousand laymen to win one person in one year’s time. That is the rate of church growth. In Asia, Christians comprise, on the average, just one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job of evangelism is simply not being done. We fall prostrate before God, plead for mercy and strength and rise with a new dedication to evangelize. An internal revival in the church is absolutely needed for an effective evangelistic outreach.

There was a fifth failure. It was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material a secularized church. Its thinking was basically materialistic. It evaluated everything by material standards. The Lord wanted to restore the divine perspectives.

The Lord’s message for the Laodicean church throws important light on our predominantly materialistic age. Christian theology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secular theories which have led some church leaders in the direction of a social and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spel. We concur that human life is a combination of body and soul, that the needs of the body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that social ills which adversely affect man’s morality need to be cured, that verbal witness alone is not enough. All of these are scriptural concepts.

But the basic problem is one of priority.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still the supreme mandate for all Christians. Our primary concern is still the restoration of man to fellow- ship with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the Son. Personal conversion is still the main task of the church.

There was yet a sixth failure: the loss of first love-diminishing dynamic power. The Ephesian church had lost its first love for the Lord.

There are two interpretations of “first love.” One places emphasis on time. It understands “first love” to be the love that the Ephesian church had during its early history. The other interpretation places emphasis on quality. It understands “first love” to be the best love which the Ephesian church had for the Lord. I think both are true with the Ephesian church. Their first love in time was the best love in quality.

First love is selfless love; first love is sacrificial love; first love is fellowship love; first love is pure love; first love is enjoyable love. Miss Margaret Clarkson interprets the Saviour’s commission so well:

So send I you to labor unrewarded,
To serve unpaid, unloved, unsought, unknown.
To bear rebuke, to suffer scorn and scoffing-
So send I you to toil for Me alone.

So send I you to bind the bruised and broken

O’er wand’ring souls to work, to weep, to wake,

To bear the burdens of a world aweary-

So send I you to suffer for My sake.

So send I you to loneliness and longing, With heart ahung’ring for the loved and known,
Forsaking home and kindred, friend

and dear one-
So send I you to know My love

alone.*

All this is impossible without first love. the dynamic power in sacrificial evangelism. The loss of first love necessarily results in diminishing dynamic power. It slows down evangelistic efforts.

In judgment the Lord removed the Ephesian candlestick. The church lost its privilege of shining for the Lord. For the Pergamos and Thyatira churches judgment was a direct cause-and-effect retribution: the bed of adultery would be a couch of illness.

The failures of Christian churches have often become their own curses. Many of the troubles and trials that churches have gone through are their own handiwork. Their misdoings have turned out to be their own undoings. God is not mocked. We reap what we sow.

The judgment of the Lord came to the Laodicean church in the form of chastisement. It was a sign of His love: “As many as I love, I rebuke and chasten” (3: 19). Let Christian churches today be sensitive to the loving chastisement of the lord and “repent” and “be zealous.”

原載於《今日華人教會》13期，1979年1月，頁40-42。　
［本文獲世界華福中心授權轉載］

我在研讀「使徒行傳」的時候，發現在使徒時代教會的歷史中，有十二個危機；每一個危機，在神的恩典之下，都變成神的子民的祝福。這發現對我來說眞是寶貴，美好到幾乎不敢信以為眞。

我們的時代，是大危機的時代。今天，願我們也依循昔日幫助初期教會渡過危機的那些基本原則，來渡過我們不同的危機。如果我們研究歷史，並且眞的明白歷史，就常常會使我們更明智。求聖靈光照我們的心思意念，好讓我們研讀這卷書的時候，眞能從中獲益。

請讀經文：徒二41-47；四32-35。

大體而言，使徒時代教會的成功，僅繫於一個重要的問題：她的誕生，是像今天一般教會一樣，由一班被救贖的分子烏合而成，抑或是以一個緊密的基督徒羣體出現，彼此以愛相繫，聯合起來作見証，在緊密的團契中生活，甚至一同用膳，絕對的忠於同一位基督？面對這兩條可行的路線，初期教會的領袖們在神的帶領下毅然選擇後者，效果至鉅。

使徒時代教會的基督徒，變賣他們所有的財物，集中一切資金共同生活，你以為這是偶然的嗎？絕不！事實上，這根本是他們的生命線！我相信，他們若不凡物公用，把數以千計的生命不可分地聯繫起來，形成一個堅強的聯合陣線，以表明他們對一個共同的目標絕對的效忠，他們就不可能抗禦那加諸他們身上巨大的壓力。在神的帥領之下，這種力量的高度集中，是初期教會在增長和拓展上所絕對需要的表現和能力。

這就引起一個我們今天要面對的重大問題。我相信，就在目前，我們亟需要一種「羣體神學」，或用更符合聖經的字眼來說：「國度神學」。大體而言，基督教是在個人主義的路線上發展，而悽然缺乏適當的羣體生活、羣體見証和羣體動力的觀念，結果造成教會的貧弱和疲憊。回到聖經中教會生活的形態，此其時也！

在舊約聖經中，先知們在神的默示下所憧憬到未來那榮耀、理想的生活，是一種國度的生活，或羣體生活；在這國度裏，神的旨意得實現，神的榮耀也透過祂選民的集體生活得彰顯。神沒有揀選一個人，卻揀選一羣人，作為祂向世界的代表。

在新約聖經中，主自己宣講神國的福音，而不是被救贖的個人的福音。被贖的個人的福音，和被贖的子民國度的福音，兩者之間眞有天壤之别。主所講關於天國的教訓，竟佔馬太福音三分之二的篇幅，這就足以證明主强調被贖的子民集體的生活，多於強調被贖的個人。這強調是深具意義的。我們絕不應把重點從這個移到另一個。

使徒保羅教導說，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至於基督徒，作為身體的肢體，就有「肢體生活」，亦即集體生活。教會是從世界「召出來的羣體」。

保羅也叫教會做「新人」，卻含有集體的意義（弗二15）。他告訴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單獨是一個新人（弗四24），但整個教會集體而言也是一個新人。我們應緊記個别的新人若沒有羣體的新人的團契，而想在這世界中活出新的生活，是很困難的。基督徒的生活基本上是團契的生活——縱的與神團契，橫的與其他基督徒團契。表達這眞理最强而有力的一句話可能就是：「一個基督徒等於沒有基督徒。」這句話或許說得過份一點，但內中肯定是有眞理。意思是說：當基督徒生活沒有了團契，在實質上就沒有了眞實性。教會存在乃因五種目的：敬拜、教導、事奉、見証、和團契。這是教會生活的基本道理。

神是一位聖潔三位一體的集體的神。祂是單數地複數，也是複數地單數。這一位集體的神，也有一間集體的教會；這教會是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由祂復活後永在的身體所代表）的集體的基督集體的身體。基督這集體的身體，又有一個集體的遠景，就是由集體的羔羊的新婦美麗地象徵的身份（啟廿一2）。保羅告訴我們，每一位基督徒，就個別而言是基督的新婦（林後二2），但集體而論整個教會是基督的新婦（弗五32）。因此，基於這些，神的計劃不只是一個個人救恩的計劃，雖然個人救恩是集體救恩必經的步驟，而集體救恩是神在救贖中的行動最終的目的。

顯然，對於神為人所預備的救恩計劃的集體特性，我們的教會在過去沒有適當的教導。因着這缺欠，我們的教會大體上都離棄了這個聖經的形態，竟追隨了強調個人價值的路線。結果，我們的教會就四分五裂，以個人為重，以致失去了應有的能力。

矛盾的是，倒是教會的異端集團，最能善用羣體動力，例如摩門教、「神的兒女」、文鮮明的統一教等。幸好，我們也能在正統派的圈子中列舉一些曾透過集體功能去發揮能力的團體，如華人教會中的「小羣」運動、中國大陸上的「耶穌家庭」、北美的「耶穌子民」、印度的Bhakht Singh運動等。

在這些例子中，所謂細胞團契，小組動力，或小組交往，都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在現代歷史中，倒是共產份子最廣並最善用羣體動力；他們在中國大陸上洗腦和動員的成功，其基本因素正在於此。但從歷史而言，使徒時代的教會卻最先應用這偉大的策略，並且獲得驚人的成功。

我們很高興看到最近有一些以教會的「肢體生活」為教會增長方法的教訓。但今天在我們的教會中，大致上對聖經集體主義的觀念，仍需恢復了解和應用。這觀念的拓展，和教會團契生活的提昇，對基督的福音，將會有莫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