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近輝牧師講  曾加百列記
原載於《播種人》第14期（1966年4月），頁39-40。

經文：羅八11「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今天要與各位思想一個題目：「屬靈的長進」，第一種長進是由外圈到內圈的長進；第二種長進是由內圈到外圈的長進。

（一）由外圈到內圈——我們思想到三方面，在順服方面、追求方面、和跟隨方面都是由外到內。

（1）在順服方面：

我們是從外面一步一步長進到內面而至中心，最外圈是理智，第二圈是感情，內圈是意志。我們都知道「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這段經文的意思，但是知識上的了解還不夠，應該由知識進到感情的順服，再由感情的順服進到意志上的完全順服。

（2）在追求方面：

最外一圈是追求恩典，初信主的人，是希望得到恩典，這是最初的一步。第二圈是追求獎賞，我們服事主，希望將來得到主的獎賞，這是主願意賜給我們的，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一個圓圈上，應該進到最中心的一圈，便是追求主自己，我們若不得著主自己，就永遠不會滿足，所以我們應以主自己為我們追求的目標，得著了主，祂的恩典、獎賞就都給了我們。

（3）在跟隨方面：

太十七1「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耶穌帶著三個所愛的門徒暗暗上山，這是其它門徒所不知。他們所以不知道，是因為他們有時沒與主同在一起。在跟隨主的時候，我們應該由外圈進到中圈，再由中圈進到內圈。這三個門徒是在內圈的門徒，他們與主在高山變相的經驗，是其它外圈的門徒所沒有經歷過的，他們親眼看到了主榮耀的本相後，他們三人有很大的改變，這是外圈的門徒所經歷不到。

（二）由內圈到外圈——在得救方面、在奉獻方面、在生活方面，我們都是由內圈到外圈。

（1）在得救方面：

在得救方面是從靈到魂，從魂到體。信主後，我們的靈先復活，接著便是魂有改變，然後我們的身都在主的手中。靈和魂許多神學家以為是一個部分的二個作用。聖經告訴我們，得救後我們的靈魂體都蒙主保守。

（2）在奉獻方面：

最內圈是心，中圈是身，最外圈是物。羅六13「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這裏說，將自己獻給神，並且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將自己的心獻上還不夠，還要將肢體獻上，把身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再進到物，將我們所有的東西獻上。對某些人來說，將自己獻上容易，但獻上金錢就很不容易，講到錢傷感情，別的可以商量，講到錢一毛不拔，再三考慮，結論是越少越好。我們要將心獻上，也要將身獻上，也要將物獻上，叫我們的奉獻得以完全。

（3）在生活方面：

最內圈是主死，這是歷史的事實，也是信仰的事實，主死是為我們死，我們信主，就接受了這個事實。第二圈是與主同死，主死是為我們死，我們也應與主同死，讓我們的罪、老亞當與主同釘在十字架上。最外圈是與主同活，只有與主同死了，才能與主同活過來，活出主的生命。

在順服、追求、跟隨三方面，是由外圈進到中圈進到內圈；但在得救、奉獻、生活三方面，卻是由內圈到外圈，這樣，神的救恩才能完成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叫我們的靈性有長進。

Recent Moderhistic Trends in Theology
原載於《播種人》13期，1965年12月，頁6-10。

「播種人」的編輯，要我寫一篇關於新派神學現狀的報導文章，我頗覺躊躇，因為像這樣廣泛的範圍，實在不容易下筆。經過再思之後，我決定向讀者介紹今天最惹人注意的幾種新派神學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A﹒新正統派神學——巴特Karl Barth

新正統派神學Neo-Orthodoxy亦稱為辯証神學Dialectical Theology，或稱關鍵神學Crisis Theology（有人譯為危機神學），或稱為道之神學Theology of the World，或乾脆稱之為巴特神學Barthian Theology。

這一派神學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開始（一九二○年），一直到十年之前，是世界新神學思想的主流。它對新神學界的影響很大。巴特教授（瑞士Basel大學神學院教授，現已退休）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應邀赴芝加哥大學與普林斯大學講學時，可容二千人的禮堂，晚晚爆座，一連二週之久，是神學講座的空前盛況，可見神學界對他的注意。他的理論是新派神學中比較最保守的，介於自由派與基要派之間。他把神學從極端自由派的控制下救出來，在這一點上他有重要的貢獻。在他以前，極端自由派坐在新神學的寶座上，把神學溶解成宗教哲學，社會學，倫理學，與歷史學，完全推翻了聖經的準則，因此系統神學逐漸失蹤。但是巴特復興了系統神學，重新建立了「啟示神學」，否定了自然神學（理性神學）的立場。他十分著重「神的超在」Transcendence of God，這也是針對極端自由派所著重的「內在主義」The immanence of God而發。後者否定了特殊啟示的可能性，使宗教成為「人尋求神的過程」，而啟示宗教是「神尋找人」。

在巴特與基要信仰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被稱為「新正統派」。但是，在二者之間仍有一段距離。巴特認為聖經是「對神之道的見證」而非道的本身，所以認為聖經內有許多錯誤，甚至包括神學性的錯誤在內。聖經是神人合作的產品，所以有人的錯誤在內。他充份接受了新神學對聖經所採「歷史批評」的結論。當他在美國演講時，有人問他是否認為耶穌由童貞女所生，及其身體復活是歷史上的事實，他避免作正面的答覆。他的理論是將「歷史的事實」，與「信仰的事實」加以區別，他稱前者為Historisch，稱後者為Geschlichtlich，他以前者表示「過去曾發生之事實」，而以後者表示「正在發生之事實」，或超歷史之事實，或無時間性之事實，亦即信仰上或經驗上之事實。這是規避歷史問題的一種巧妙手法，但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他認為基督的復活是屬於後者，他很著重復活的教義，認為基督的死與復活是自然的聯繫。按照一次詳細調查的結果，在美國的所謂「新正統派」的牧師之中，大多數認為主耶穌的身體是否復活無關緊要，或認為非歷史事實。

巴特認為：只有當聖經裏的話與人發生直接或經驗上的關係時，它才是神的話，不然就不是神的話。這就是他的辯証重點的所在處。他一方面主張「客觀的啟示」，另一方面主張主觀的接受。

巴特對於神學的一項重要貢獻，就是把神學從哲學與其他學科的統治下救出來。他於一九六二年在芝加哥大學講學時說：「神學決不依賴哲學，甚至宗教哲學。神學的起點是神的話。」所以，他是站在與自由派相反的立場上，否定了Schleiermacher，Harnack等神學家的基本出發點。他也極力反對自然神學，與諸教合一的觀點處於不能調和的地位。

巴特與新正統派的另一位領袖人物卜路納Brunner，在許多觀點上與基要派相似，例如巴特說：「基督之死是一種代替我們使神滿足的行動，所以拯救我們出死入生。」（教會系統神學卷五第一章）。他說，基督以審判者的資格取代了我們的地位：祂取代了我們罪人的地位。卜路納說：基督是為了罪所造成的死而死；基督所受的痛苦是代刑性的；基督消除了我們的債；神在基督裏勝過罪權；逾越節的羔羊建立了新約。所以，他堅持沒有贖罪就沒有赦罪。

B﹒形式批評主義——布爾特曼Bultmann

布氏的神學稱為反神話神學Theology of Demythologization，或稱Kerygmatic Theology（可勉強意譯為「精意神學」——見後文解釋），其所用之方法是形式批評法Form Criticism。每一個名稱都代表它的一個特點。

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布爾特曼（德國Marburg大學神學院教授，現已退休），比巴特年紀更大，他的理論在過去十年中，已經成為歐洲大陸最惹人注意的新神學潮流，取巴特之地位而代之，登上新神學寶座。歐美各神學院都在討論著他的理論。但是近數年來，已顯有漸趨退敗之勢。

他的主要目的，是迎合今天的智識階級，而把基督教介紹給他們。就這一個目的而言，他顯然失敗了。他將今天流行的存在主義哲學帶入神學。所以他的神學是時代產物。

他的理論的要點如下：

他運用形式批評法Form Criticism（即認為在耶穌時代與四福音形成時代之間，有口傳時代存在，稱之為Oral Tradition，這是一種四福音材料來源的研究：把四福音的各種材料加以分析而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形式。然後去推求其口傳的背景。這方法先用在舊約上，自一九二一年之後，布氏即把它積極的用在新約四福音上。這一種方法與文式批評法Literary Criticism分立，它不但用於聖經，亦用於其他書籍。）得到一種結論，就是四福音中的耶穌並不是歷史上的耶穌，乃是信仰上的耶穌。四福音把教會的信仰影射到耶穌身上及口中，其實與耶穌無關。四福音是使徒與教會所傳講的信息，而不是歷史上耶穌的信息。這信息的希臘文是Kerygma，他很注意其含意的新解釋，所以，他的神學叫做Kerygmatic Theology，可意譯為精意神學。這種結論，事實上並不是形式批評法的必然結論，而是研究者的主觀影射所造成的，正如英國Shefield大學著名神學教授F.F.Bruce博士所指出的。

布氏把耶穌的影響幾乎減至零點，而把耶穌的一切歸於初期教會的創造力：他否認耶穌有彌賽亞的自覺；否認其復活；否認一切超自然的成份，例如：耶穌的先在，童貞女所生，耶穌的神性，無罪，代死，升天，再來，審判，天使與魔鬼的存在，聖靈的能力與位格，三位一體等等。他認為這一切都是神話，而他要把這一切神話消解，因此他的理論稱為反神話神學Theology of Demythologization。

著名神學家Brunner把這種理論的錯謬指出。瑞士Basel大學新約教授Cullmann在他所著的「救恩歷史」中，用四句話來形容布氏的理論：不可能，幻覺，不正確，不需要Impossible，illusory，inaccurate，unnecessary。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新約教授Dr. J.P.Martin說：真正需要消解的神話，不是四福音，而是布氏的理論。

C﹒存在主義神學——提力克Paul Tillich

存在主義神學在美國有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保羅‧提力克教授。他也與布氏一樣否認基督教裏面的一切神蹟成份。他將神蹟看作象徵的標號，而他要尋出這些標號後面的實意。他提出尋求「上帝後面的上帝」，意即聖經中的上帝並非上帝本來面目，他的後面還有真上帝，他稱之為「一切存在的基礎」The Ground of All Being，我們必須有極深的信心，才能尋到祂。

提氏與布氏一樣否認聖經是信仰的準則，不過提氏更加極端。他提出什麼作為神學的準則Theological Norm呢？

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之中，提氏把「因信稱義」作為他的出發點：只有藉著信心才可以得救。這就是著名的宗教革命的基本原則：Sola Fide。但是他以「存在主義」的眼光來解釋信心（存在主義是由十九世紀丹麥神學家祁克果Kierkegaard倡行的神學與哲學理論，著重神學真理的矛盾對立性Paradoxical Truth，每一個真理的事實都含有正反兩方面，而每一個基督徒必須在這對立的意義之中，決心採取信心行動Personal commitment，所以「存在性之信心」Existential faith永遠不是旁觀的，乃是行動中，個人的，獻身的，熱情的（To believe with inward Passion）。祁氏的原意是好的，反對將信仰變成死的信條，但在另一方面，因為存在主義是主觀的，所以它必然的發展趨勢與結論，就是反對一切固定真理Propositional Truth，因之否定了聖經的客觀啟示，在廿世紀的「反權威」「反標準」的潮流中，徬徨的人類很自然的接受了存在主義哲學。）提氏認為這信心包括「不信」的矛盾對立成份在內，因此，他竟說：當人自認為無神論者的時候，他是在信上帝，當他離開上帝最遠的時候，就是最近的時候；人的失敗就是上帝的成功；人的非真理就是上帝的真理。

他繼而推至：神學的最高準則是這信心所領會的「新人」New Being，而這信心是對耶穌基督的信心（The New Being apprehended by faith in Jesus as Christ），一個有信心的人就參與了這「新人」，基督就是這「新人」的實體，而祂超於一切信條與認識之上。一切信條，甚至聖經都伏在這種信心的判斷之下，因聖經只是一種工具而已，而非準則，我們不過藉著聖經得以認識這因信而得的「新人」。

他認為神學的目的，就是維持「有限」和「無限」之間的「存在性」的對立關係。只有這種「存在性」的神學，才能幫助今天人類的「存在性」的處境。人類的內心有一種「存在性」的對立情況，而他自己找不著問題的答案，他心中深處有某一種存在物，正在呼召他無條件的將自己交託給它。而「它」就是他心中所感覺到的「一切存在的基礎」，就是上帝。提氏也稱這種感覺為「無上的（或無限的）關切」Unconditional Concern，耶穌把這種關切顯示給我們，而基督裡面的「新人」或「新生命」就是這「關切」的標竿。

當人有這「關切」時，他就是覺察到了那無限者（上帝），如果他把自己交給這無限者，不管他曾否聽到基督的名字，他事實上已經與「新人」發生了關係。因此，上帝並不限於教會之內，他屬與一切宗教與民族，甚至他也不限於宗教之內。他毫不受形式的限制。他否認了上帝的位格。

這種理論的抽象性一望可知。許多神學家指出：這新的準則本身正缺少準則，結果，每人自己成了自己的準則。

他在「系統神學」一書內，表明他的神學立場完全與聖經教義相反。他對於啟示，上帝，創造，道成肉身，復活等等主要教義的解釋，滿了曲迴的哲學意味，使人想起教會歷史裏面的「秘知主義」Gnosticism。撇開信仰不談，就學術立場來講，他的著作有獨到之處，因此引起很多人注意。

D﹒反宗教神學——邦侯弗Bonhoeffer

邦氏於一九三○年任德國柏林大學系統神學講師，一九三三年發表反希特勒言論，被當局禁止教書，驅逐出境，赴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捨棄在美講學生活，返回德國教會工作，在政治上反抗希特勒。一九四三被捕，一九四五正在勝利之前受絞刑。他的著作和關於他的著作，近年來才引起普遍的注意。

他的理論的重點，是建立一種沒有宗教的基督教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或一種無教條無形式的宗教。其要點如下：

一、注重今世——把今世的一切作為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他不是不相信來生，而是將重點從來生移至今生。

二、消除宗教意味——他認為今天的人類是「非宗教的」，宗教對他們已失去吸引力，所以如果想得著他們，必須將基督教完全改觀，不再使用傳統方式。

三、適應一個理性成熟的世代——他認為今日的人類在道德，政治，科學上，已經不需要上帝的觀念，甚至在宗教與哲學中，也不再需要上帝了，「所以我們必須誠實」，不要再以上帝為工作的起點，可以把上帝的觀念棄掉。他不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而是認為不必提上帝。宗教是基督教真義的外衣，在這一個「非宗教的」的世代中，我們可以脫下這外衣，只要實質。不談上帝也可以獲得實質，這實質就是：做人。做基督徒的意義，就是在這個世界裏面與上帝的受苦有份Participation in the Suffering of God，正如上帝在基督裏受苦一樣。有了這實質，其他一切可以放棄。

這樣的理論是一種很天真的想法。事實上，如果教會採取這路線，在兩代之後，教會就消滅了，連邦氏的一切理論也跟著消滅了。

邦氏的理論，引起英國聖公會一位主教（Bishop Robinson）寫了一本書叫做（向上帝誠實）Honest to God，引起全世界神學界的討論，它對於信仰的破壞潛力甚大。他主張將上帝放棄，只稱之為「生存的基礎」，完全否認其位格，這種理論被稱為Death of God Theology。一位教會領袖竟說出這樣的話，真與主耶穌關於末世的預言相合了（太廿四章十一節）。

結論

這就是今日新神學的紛紜概況。各種理論的壽命都是短促的；而且它們的圈字是很小的，事實上，只有神學界在進行著對它們的討論，它們對於「教會大眾」沒有多少具體意義。他們並沒有造成一種可以在教會裏積極或熱誠宣講的信息，所以，我們可以說，它們是與教會脫節的。不錯，它們影響了一部份傳道人，但是他們多半發現，這些理論不能成為他們講道的「信息」。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清楚看見：只有聖經裡的福音才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羅一16）。

但是從一方面看，這些理論都催使我們謙卑的檢討教會的失敗，對世界的責任，與傳達福音信息的新方式等等。是的，神藉著一切的一切向教會說話。

原載於《播種人》12期，1965年5月，頁1-4。

無疑的，基督徒應該為了教會的合一見證，而「放棄」彼此間的歧見。但是我們的放棄有無限度？如果宗派的名稱可以放棄，管理教會的方式可以放棄，聖餐的藩籬可以放棄……，但是基本信仰要義例如贖罪之道也可以放棄麼？一個不計較信仰的大混合組織，容納一切在內，其後果難於想像！

「播種人」的編者要我寫一篇有關教會合一運動的文章，我再思之後，決定作一次嘗試。「靜看」並不意味著不關切，只是表示用「冷靜」的態度來觀察分析這「熱門」的運動。本文的要點有兩方面：基督教內部的合一運動，與基督教與天主教的聯合運動。

合一運動的起源與發展

事實上，最初的教會合一運動是篤信聖經的福音派領袖們發動的。他們在一八四六年舉行會議於英倫，隨即組成了「世界福音聯合會」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五十年中對於各宗派的聯合運動，有寶貴的貢獻。

在十九世紀末葉，「現代派」或「新派」的一組領袖，想把該會拉進他們的陣營裡去，但是遭遇大多數的會員反對，結果他們退出該會。於一八九四年另在美國組成Open Church League，以後漸漸演成今日的「全美基督教會協進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而世界性的聯合會，則經過了「世界宣教會議」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及信仰與教制會議」Faith and Order Conferences數階段之後，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在荷蘭的阿姆斯特坦正式成立。一九五四在美國的伊文斯頓城，一九六一在印度的新德里，舉行了全世界代表大會。目前該會（簡稱WCC）的會員包括二百個宗派與團體，分佈在八十個國家裏面，其中包括蘇聯的正教，與Old Catholics。在美國，它的會員包括卅一個宗派，總人數約四千萬。

近數年來，英美兩國內的教會合一運動風起雲湧，但多是同一宗派內各派別的聯合，例如美國信義宗內四派，已於一九六○年聯合起來，目前又正在商討如何成立信義宗的全美聯合會Lutheran Council in the U.S.A.。至於各大宗派之間，則正醞釀著聯合的思潮，例如英國聖公會與循道會之間，已舉行過初步的交談，但有許多問題雙方均感棘手；又如加拿大的「協和教會」與聖公會，曾經多次商談聯合問題。

教會合一運動最積極的表現，是英國教會聯合會最近（一九六四年夏）在諾廷罕大學內舉行的會議。五百五十位出席者，代表著廿個宗派。大會通過了一項議案：在一九八○年之前成立全英國的合一教會。這當然只是一個希望與信念的表示，事實上是否能如期成就，是另一件事。在三百廿九位正式代表中，只有五十三人反對，十八人棄權。在反對的人中，有威爾斯聖公會的大主教莫理司博士Dr. Morris。

另有一個世界性的聯合組織，是篤信聖經的福音派教會所創立的，叫做「世界福音派教會團契」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簡稱WEF。該會在一九二九年發源於美國新英格蘭州，一九四二年擴展組成「全美福音聯合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它的代表刊物是「福音聯合行動」United Evangelical Action。一九五一年，美國與歐洲福音派的領袖們，在荷蘭舉行會議，隨即成立了「世界福音團契」，目前加入該會的教會，來自廿個國家。在美國，它擁有卅四個宗派，及其他的團體，約二萬八千間教會，它所代表的信徒約一千萬，其中正式會友約二百萬。在它的指導之下有「福音派國外佈道聯合會」Evangelical Foreign Missions Association其會員包括九十個差會，所派遣的國外傳教士共約六千人。（註：另有不屬此聯合會的篤信聖經福音派的國外傳教士約一萬二千人，其中包括Interdenominational Foreign Missions Association屬下的五千五百人）。

另外還有一個世界性的教會聯合會，是與WCC針鋒相對的，叫做「萬國基督教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的簡稱ICCC，它在美國代表著約三百萬基督徒，其中一百五十萬是正式會員。美國之外也有不少國家的教會參加。

該會與「世界福音團契」WEF的分別有三點：

一、前者主張一切會員應立即從新派的聯合會與教會中出來。

二、後者主張不設立聯合會Council，而認為「團契」的聯合形式比較適宜，只求工作上的聯合。

三、前者主張積極對「新派」加以批評與攻擊。而後者只求工作的開展。

以上三個世界性的聯合會，代表對聖經不同的態度，不同的神學觀念與組織觀念。

教會合一的基本觀念

基督教會應該合一，這是一切基督徒所公認的，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它是主耶穌的明訓。祂說：「聖父阿，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不但如此，而且主耶穌把重要的意義給予「合而為一」。祂告訴我們：合而為一顯出神的形像——「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約十七11）；合而為一顯出神的榮耀——「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約十七22）合而為一產生見証的能力——「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合而為一顯出神的愛——「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十七23）。

使徒保羅也說：「基督是分開的麼？」

這一個基本觀念是毫無疑問的，是每一個基督徒所接受的，所應順服的。

對於合一的不同觀點

但是這一個似乎是單純的真理，卻因關於合一解釋的不同，產生了許多問題。有人認為合一是組織形式上的聯合與名稱上的統一，這樣纔可以向外界顯示教會的一致與龐大的力量；另有人認為合一是信仰上，工作上，愛心上的聯合，並不需要組織形式上的統一。他們認為形式上的合一是有害無益的。例如美南浸信會的主席迪赫尼博士Dr. W. Dehoney說：

「我們相信目前合一運動（特指WCC）的最後目標是組織上的合一（Organic Union），各宗派的特色，地方教會的自理性，皆將消滅於一個清一色的，集權的龐大組織之內。」他認為這一種由上而下的大組織，是直接與浸信會的地方教會獨立性的民主原則互相衝突。

有人認為宗派的存在，並不會與真正合一的真理互相衝突，宗派不過是保持特點與重點的方式而已，他們認為保持特點並不是等於分裂，仍然可以在愛心上，工作上，與基本信仰上合而為一，因為真教會是無形的。他們認為按照歷史而言，宗派運動對於傳福音的事工，益多於損，有似私營企業與國營企業的比較。這一點從統計的數字上，可以看出來。例如美國全國基督教會派往國外的傳教士，共有二萬八千餘人，其中只有約三分之一是「全美基督教協進會」NCC屬下教會所派出的，而該協進會擁有全美基督徒的三分之二，各大宗派幾乎盡在其中。由此比例可見一般。

更有人指出：基督徒的基本聯繫點是信仰，不然，教會便成了一個普通團體。

基督教與天主教的聯合思潮

這種思潮是由基督教合一運動影響所及而造成的。一九一○年國際宣教會議在英國愛丁堡舉行時，即曾函請天主教教皇派代表參加，但遭受拒絕。一九六一年在新德里舉行的大會中，邀請天主教代表列席。在天主教方面，前任教皇，約翰二十四世召開天主教大公會議，會議議程之一即如何使基督教會重回其懷抱。會議未竟而死。保羅六世繼續他的遺志，進行會議，會中歡迎基督教觀察員列席旁聽。在會議期間，天主教的革進派坦白的發表了他們的意見，想極力鋪平基督教與天主教復合的道路。會議期間，教重與主教們都表示對基督教比較開明的態度，例如教皇約翰二十四世稱基督徒為「分離的弟兄們」，以兄弟稱基督徒這還是首次，暗示承認天主教會之外亦有神的兒女。一位神甫被邀請在加拿大基督教協進會大會上發表演說，他說：「宗教革命的造成應該由天主教負主要責任。天主教開始承認在她以外還有先知的存在。」在大會中，一位天主教神甫報告了他們的計劃：準備在一九六七年的世界展覽會中，建築一座天主教與基督教合辦的「基督徒亭」Christion Pavilion，亭內展覽關於二者信仰的資料。在梵蒂岡大公會議中，主教們公開的討論，教皇與「主教團」並行治理天主教會的問題，減低教皇的權威。保羅六世在大會中曾除下他的冠冕，放在祭壇上，有人認為這是表示放棄權柄的意思。約一千位主教簽名要求教皇批准「宗教自由」的宣告。這一切都似乎表示一種真實的改革。連希臘正教（東止教）也在討論著如何與天主教合一的問題。

但在去年年底最後的一次會議中，教皇突然改變態度，站在保守派的一邊，發表了文告，重申教皇至上權柄，延擱宗教自由的宣告，使大公會議的改革作用幾乎完全失敗。荷蘭的一家天主教報紙，把這最後的一次會議稱為「悲傷的會議」。

教會合一的幾個基本問題

讓我們冷靜的想幾個問題：

一、無疑的，基督徒應該為了教會的合一見證，而「放棄」彼此間的歧見，目前我們實在尚未盡力向此標桿前進。有許多分裂的現象是可恥的。但是，我們的「放棄」有無限度？如果宗派的名稱可以放棄，管理教會的方式可以放棄，聖餐的藩籬可以放棄……但是基本信仰要義例如贖罪之道也可以放棄麼？一個不計較信仰的大混合組織，容納一切在內（例如WCC在洛杉磯所主辦的一次禮拜中，佛教，回教，猶太教領袖參加節目；又如加拿大基督教聯會領袖Luxton會督，揚言守望台亦應參加到WCC裏來等等），其後果難以想像！

二、任何一個團體的領導權，都易落在上層組織的少數人手中，他們的思想決定一切。如果這領導權落在靈命低下的人手中，何等可怕！雖然WCC領袖們宣稱這組織不是一個Super Church，但是發展的必然路線到底是傾向一個具有權力的高層組織。聯會必有行動，行動必具權利，這是很明顯的。

三、英國聖公會神學家及Churchmen神學季刊主編Hughes指出：天主教一貫的作風是容納主義，將異教因素吸入，以妥協為併歸的方法，最後消失於其大系統內，例如典立阿里斯多德為神學家；將東方拜祖之風俗加以洗禮而容納，她目前的大公會議可能是開闢一條類似的道路，來吸引那些無確定信仰與神學立場的基督教會，重回其懷抱。馬丁路德曾站立在天主教當局面前禱告說：「我站立在這裏，求上帝幫助我！」他為什麼站在那裏？他所代表的屬靈原則是否有價值？如果有，應該放棄麼？如果不放棄而聯合，合一的意義何在？如果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在起初的一二代中或可能保持二者之間應有的距離，但是稍後基督教必然融消於天主教的龐大組織之內，而失去其寶貴屬靈原則。

四、一個龐大的複雜的聯合組織，是否更有效能？

五、一切出於社會背景的，種族的，文化的區別，決不應容許其造成教會的分裂。 六、一切因信仰上次要的區別而造成的分立，亦應努力消除之，爭求基督之愛表現於合作中，榮耀主名。

原載於《播種人》11期，1964年12月，頁16-18。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我應美國宣道會總會邀請，赴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城，出席美加（美國與加拿大）宣道會年會，並在年會中講道，同時於年會前後在美加約卅間宣道會禮拜堂講道。先後共五十餘天，會畢經歐陸及聖地返港。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裏面，各方面獲益匪淺。蒙播種人期刊的編輯要將所得的印象寫一點，使讀者對歐美教會的情形多有明瞭。這是我所樂為的。

我乘泛美機經東京在十二小時之內抵達檀香山，正是主日崇拜的時間。當晚在宣道會講道。該堂在過去三年內，蒙主大大恩待，崇拜人數在三年前只有六個成人及其他兒童，但是主重用了新任牧師Rev. Paul Edwardson，現在主日崇拜人數已增至二三百人。主日學生超過四百。更在去年建成了新堂。每年為國外佈道獻金已達五千美元。這一間教會真稱得起是國際教會，會友包括美國人，日本人，中國人，及本地人。

我講道之後，正在為自己講道不好而失望難過的時候，竟有數十人到台前來禱告，其中自動開口輪流禱告的有十餘人，流淚破碎的情形出現。主好像在對我說：「不要怕，作工的不是你，是我。」會畢，眾人散去以後，一個美國青年仍然坐在那裏俯首不動，好像很難過的樣子，後來牧師告訴我，他接受了耶穌為救主，使我滿心快樂感謝主。

二日之後，乘機經西雅圖赴加拿大西海岸的大埠溫哥華Vancouver，城內有二間宣道會，都很興旺，一間只有三年歷史，但已有二百餘人聚會，另一間有八九百人聚會，牧師曾來過香港。這間教會有八十班主日學，教職員一百廿人，學生八百五十人。我在這裏纔知道，美加宣道會的主日學制度與香港不同，全體會友皆參加主日學，所以主日學的人數至少與崇拜人數相等，我所見過的每一間宣道會都是如此。

我在加拿大西部的宣道會各教會裏，看見一種令人興奮與感謝主的普遍情形，就是主日晚聚會的人數，幾乎與上午崇拜的人數一樣多，這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會友，在主日參加三次聚會：主日學，主日崇拜，晚禮拜。這是我絕對預料不到的。

我在溫城的時候，正趕上主日，所以一日三次講道。有一件事使我深受感動，就是在主日崇拜之後，在到台前與我握手的人中，頭三位是姊妹，每一位都是在想開口說話時，忽然流出了眼淚，結果一句話也說不出的走開。

美加宣道會普遍的對國外佈道極有負擔與熱情，各教會每年都有一次一連七日的國外佈道推進會，會友們在這一週內認獻若干，在一年內繳清。在Stony Plain的一間小教會，只有會友一百人，而國外佈道獻金每年約一萬美元。我在多倫多的時候，被邀至一位基督徒家中吃飯，我發現這一家的四個子女之中，有三個是國外傳教士。在年會的最後一次聚會中，竟有三百六十位青年到台前獻身作海外傳教士或國內傳道人（赴會者有四千人）。聖靈運行的情形使多人流淚，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

匹茲堡的一間宣道會曾差派一百廿六位海外傳教士。今年溫哥華的國外佈道推進，最後幾次聚會有三千餘人赴會。

還有一件事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一般平信徒熱心事奉的情形。我在Acron的時候，有一位公司的總經理帶我去參加他的一個查經班，他開車行四小時才到達，晚上八時開會，因為慕道發問的人多，深夜一時才散會，五個人決志信主，他在散會後立即與二位朋友開四小時的車回家，翌晨五時到達，這種精神真是令人感動。

我想不到有機會在兩間神學院畢業禮拜中講道。加拿大神學院在廿餘年的歷史中，有三分之一的畢業生，到海外傳福音；而奈亞神學院（約六百學生）在七十年的歷史中，竟有一半的畢業生獻身到海外去工作。

美加的華僑教會，我只見到三個：加拿大維多利亞島上的神召會，約有六十成人，主日學百餘人；雷城的宣道會，成人與兒童約百人，佔全華僑人數的五分之一，比例甚高，已經完全自立，牧師是放棄香港萬國寶通銀行高級職位而去傳道的趙士昌牧師；紐約的一個華僑基督徒團契，借美國人的禮拜堂開會，約四十人赴會，多是教授，醫生，學生等，頗有傳福音的熱心。聽說紐約有九間華僑教會。匹茲堡宣道會的一對中國牙醫夫婦，正在為了建立一間中國教會而禱告與積蓄金錢。

前幾天，我收到包忠傑牧師的一封信，使我非常快樂。我到加拿大的Lethbridge宣道會去的時候，那位牧師很關心華僑，他到每一間華僑商店去拜訪，請他們來赴會，感謝主，該晚竟有四十人來赴會，我在向加拿大人講道之前，先用十分鐘以我不像樣的粵語向華僑傳福音。包忠傑牧師在信中告訴我，那一次的聚會，竟成了華僑工作的開始，趙壯奇弟兄在今年暑假中在那裏工作，主日赴會人數竟有三四十人！

六月八日離開美加，經歐洲，荷蘭，法國，瑞士，德國，羅馬與聖地返港。荷蘭沒有一間宣道的教會，但有一個「工作中心」，每年所得友人的獻金，足可以供給十六位傳教士的費用。我在巴黎看見正在創立階段中之宣道會，也在兩間神學院中講道（學生來自十個不同國家），看見了學生們海外傳福音的熱誠。學生每月都有海外佈道獻金，而且數目可觀。 在利巴嫩，敘利亞，耶路撒冷的宣道會中，與主內弟兄姊妹彼此勉勵，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事。在耶路撒冷六日的逗留，是主賜給我的特別恩典。踏在主耶穌所曾踏過的路上，是無比的幸福。

作者：貝約翰（翻譯：潘素行）
原載於《宣訊》180期，2014年12月，頁3。
［本文獲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授權轉載］

一九五七年，我仍是個十七歲的小伙子，隨家父貝光道牧師[1]到訪北角堂，見到剛出任堂主任的滕近輝先生。翌年，滕先生按牧；而我離開土生土長的香港，回美國「祖家」升學。十年後我返港，不久加入西差會事奉，七○年按牧，滕牧師代表按牧團致送聖經給我。

七三年我出任西差會主席，開始與滕牧師有緊密的工作關係，很快便察覺到，我是與一位謙卑的屬靈偉人同工。

滕牧師對聖工極有迫切感，對拓展神國的機會──宣教、植堂、神學教育、辦學……，總比人洞燭先機，速戰速決，有企業家的先見和風範。早在香港仍匱乏的年代，他率先推動差傳，一九六○年促成了「宣道會區聯會海外佈道團」，陸續差遣本地宣教士；後來他更以身作則，親赴印尼宣教。

感謝主，我和他在目標及理念上都很合拍，擦出美好的火花。在有些宣教工場，當地的教會領袖不喜甚至拒絕跟西教士合作，但滕牧師看到雙方合作的潛能，極力支持我和其他西教士，成果斐然。七三年我跟美孚新邨的發展商簽得合約，有地方植堂，碰巧美孚也是北宣屬意植堂的地點，滕牧師於是興高采烈，由北角堂承擔經費和牧養，發展美孚堂成為充滿活力的教會。植堂事工有建道神學院畢業生與西教士合作，接著多間教會──黃竹坑堂、愛民堂、麗瑤堂、元朗堂……如雨後春筍成立，繼而開枝散葉。

七十年代，我積極把西差會在港各項事工移交給香港區聯會；滕牧師是區聯會主席，極力配合。但論到建道神學院，多年來我懇請他出任院董會主席，他都謙遜婉拒；往後多年交往，我更多體會他的謙卑。不過最終我説服了他：如果建道歸屬本地的區聯會，會有更大作為。結果，美國宣道總會的會長王路易博士（Dr. Louis King）特地來香港完成這項移交。自此，在滕牧師帶領下，建道蓬勃發展到今天的國際水準，有目共睹。

事奉同時，我們有難忘的趣味時刻。我初出道時，跟他出席大澳堂的獻堂禮，當天他講道。他見我平時講廣東話，便請我上台為獻堂祈禱。我大吃一驚，事先沒有知會我！我還未熟習用廣東話祈禱呀！只好硬著頭皮，用盡我的中文詞彙祈呀祈，該結束時，想來想去總記不起應怎樣結束祈禱，只好繼續祈下去──為到大澳的兒童、大澳的天氣、空中的飛鳥、海中的魚……。滕牧師察覺到我的窘況，挨近我耳邊，低聲説：「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那才救了我！會眾哄堂大笑，因為都聽到滕牧師「提詞」！

他為人極之幽默，經常笑，每次和他「飲茶」、赴婚宴、開董事會、赴國際會議……都是樂事。他是山東人，喜歡吃餃子，一次帶我到他最喜愛的北方館子用膳，叫了三十隻餃子。我以為跟他分半，豈知他轉過來問我：「你叫多少隻？」原來那三十隻全是他的呢！

他是我的福音伙伴兼好友。身為西教士，我在工場遇上滕牧師這位胸襟廣大又極其謙卑的領袖接納和指導，實在超乎所想所求。

[1]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的創堂牧師

作者：區伯平
原載於《宣訊》179期，2014年11月，頁3。
［本文獲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授權轉載］

在一九七一年，香港只有一條鐵路，那時市民常常進出至今鐘樓仍在的尖沙咀總站，乘搭燃燒柴油的火車，大致每小時才得一班呢。一九七一年，是未有過海隧道的年代。

在一九七一年，香港中文大學僅有三所成員學院；而且崇基學院位於新界馬料水，新亞書院位於九龍馬頭圍，聯合書院位於港島西半山，三院學生各自上課。不過這種分散的情況很快就要結束了，因為將三院集中往現時校址的遷移計劃，已經擺上日程。

一九七○年暑期過後，三院的主內同學一同預見，當大家集中在單一校園之後，新的融合處境將會帶來新的福音見證契機。大家有感動要維繫合一的見證，以至同心承當新階段的校園福音使命。那是強調「一校一團契」合一見證的年代，於是三院的主內同學各邀請兩人，構成籌創「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福音團契」六人工作組；我是崇基的其中一名。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一群初入大學、還未到二十歲的小伙子；即使赤誠獻心，立意侍主，也知道自己的不足；因此決定邀請幾位長輩作顧問，守護並且導引我們。滕近輝牧師在那數不完的顧問事奉中，卻由籌備階段就擔任我們的顧問，與「中大團契」同行。

一九七○年代的香港教會，彼此溝通的時機不多，而同學來自不同的宗派與堂會；雖然大家意願良好地説合一見證，實際談何容易。籌創「中大團契」工作組在一九七一年暑期先舉辦三院聯合夏令會，讓同學有更好的交流平台。我們邀請滕牧師負責主題講道，講的就是信仰基要，有如為我們講授一次系統神學密集課程，好讓大家確認合一見證的信仰基礎，能夠契合互建。

我是這次夏令會的主席，負責與滕牧師聯絡。在那不容易通電話的年代，很驚喜地每次都能聯絡上他。滕牧師除了問明團契的籌辦進程和夏令會的主旨，也給我們推介書

籍。那是冷氣裝置尚未普及的年代，主題講道卻編排在接近中午的高溫時刻進行；營會第一天見滕牧師穿著典型的牧師西裝到營地來，第二天他就跟我們一群大孩子一般，輕鬆衣著，混在一起。

我跟滕牧師的交往機會一直不多，然而一九七一年的這次首度交往，卻叫我畢生難忘，終生學效；尤其是他那不辭勞苦栽培後學的事奉心懷。

滕牧師身住北角，在那「英雄被困筲箕灣、未知何時到中環」的交通短缺年代，很難想像他用了多少時間才去得到中環天星碼頭，然後渡海到尖沙咀，然後轉乘每小時才得一班的火車，然後柴油火車行走差不多一小時到大埔墟，然後轉乘每半小時一班的巴士往船灣淡水湖走，然後大約三十分鐘車程到洞梓路口，然後走十五分鐘日曬雨淋長路，然後終於才來到夏令會的營地，是現時已經停辦的船灣崇真青年中心。

證道不過一小時之後，滕牧師又需要花上同樣的長時間和大量精力，才可以返回北角去。啊，為了培育一群小伙子，滕牧師未有計算自己的付出，他有不落俗套的、屬天的事奉會計法則！

一年之後，「中大團契」籌備完成，正式成立了。我們邀請滕牧師在成立典禮上證道，又邀請滕牧師為團刊定名。他依據出埃及記第十五章27節，為團刊取名《琳泉》，並且親筆題書。如今再思以琳的水泉，源源滋養苦路眾人；正是滕牧師事奉生命的寫照。

作者：蔡碧芝
原載於《宣訊》178期，2014年10月，頁3。
［本文獲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授權轉載］

滕近輝牧師是我十分敬重的牧者，但真正有機會接觸他，是他在北角堂（北宣）退休後的日子。

一九九四年，北宣堂主任蕭壽華牧師放安息年假，其間滕牧師獲邀主領北宣崇拜講壇。因此，有一段較長的日子可以在辦公室看到滕牧師的身影。他常打開房門，坐在書桌前看書、寫文章。當時的印象是滕牧師很和藹、沒有架子。這鼓勵了我放膽去請教他一些聖經難題，想不到他立時給我解答。雖然已記不起所問的問題，但卻記得他那份謙和及對真理重視的心。隨後，滕牧師還親手寫了一張書簽鼓勵我。

這段日子很快過去，神卻讓我在往後的十多年中，有機會與滕牧師再接觸。

有一次，在街上遇見滕牧師。他面帶笑容停下來，慈祥地説：「碧芝，妳最近好嗎？」當時真有點受寵若驚，想不到他仍會記得我這個小輩，並給予親切的問候。

二○○六年，滕牧師陪師母在美國進修後回港定居，我代表教會為他尋找住屋。過程中認識到滕牧師生活簡樸，對住的地方沒有特別要求。教會也預備了一個辦公室，方便他回來閲讀、寫作及接見訪客。自此，同工常笑説，辦公室特別「靈氣逼人」。

每年滕牧師、師母都參加同工聖誕愛筵。在席上，我看到滕牧師幽默風趣的一面。記得有一次，大家知道滕牧師喜歡唱聖詩，便嚷著要他高歌一曲，他卻説要請蕭牧師、師母先唱，他才會唱。當蕭牧師、師母很認真地唱完一首詩歌後，滕牧師卻俏皮地唱出一首兒歌，引得我們哄堂大笑，樂上半天。

後來，滕牧師年事漸高，要以輪椅代步，但仍堅持每主日參加崇拜及與我們一起聚餐。猶記得二○一二年，北宣在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六十週年崇拜及晚宴，滕牧師不辭勞苦長途跋涉地到來與北宣家共度這個感恩的日子。由於體力所限，未能參與晚宴，但在離開前仍進入晚宴場地看看，輕聲地説很想參與。在這段日子裡，我認識到滕牧師是一位專一敬畏神，愛教會，也重視與弟兄姊妹相聚團契的好牧者。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滕牧師安祥地安息主懷。翌日，北宣、區聯會及建道神學院很快組成了一個七人小組的治喪委員會，由蕭壽華牧師帶領，委員有姚添壽牧師、郭瑞榮牧師、梁家麟院長、陳耀鵬牧師、林高勵志師母。我也很榮幸能成為其中一員，參與服侍滕牧師在地上最後的一程，以向他作最後的致敬。

一月十七日大清早，我與滕牧師的家人已齊集教會準備。我看到滕師母、眾兒子們及胡欽牧師走到街上，安靜肅穆地等候滕牧師的靈柩到達，他們要親自迎接所愛的至親，守護他到達教會禮堂。安息禮拜後，有機會聽到他一位兒子細説與父親相處的點滴，面上流露著懷念及幸福。我感受到一份濃濃親情，也認識到滕牧師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及好爺爺！

除了過去從遠處對滕牧師有些點滴的認識，今次眾多的悼念文章及見證，也讓我更全面看到，滕牧師一生始終如一，無論在明處或暗處，都身體力行地活出「他所信，他所講」。他的生命是如此有力地見證著基督，是一篇震撼人心的活講章。

滕牧師留下的其中兩段話，提醒我怎樣作一個感恩快樂的事奉者，以及發自內心的謙卑者：

「如果主給我們機會為祂勞苦，我們要認清這是恩典，這是特權，我們要在這個勞苦裡喜樂和讚美。」

「向後看，都是恩典；向前看，也都是恩典。感謝主，恩待一個不配的人。」

滕牧師，謝謝您以您的生命見證牧養了我！

作者：編輯室
原載於《宣訊》177期，2014年9月，頁3。
［本文獲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授權轉載］

滕近輝牧師生長於中國北方，母語不是廣東話，一九五○年來港，以國語在神學院授課或在教會講道。五七年到北角堂（北宣）牧會，會眾多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外省人」，聽國語沒問題；但不久，操廣東話的會眾增多，於是講道時段設粵語傳譯。自此，有好幾位會友特別固定並長期為滕牧師傳譯；其中有的已移民或返天家，今回請得居港的三位，談談他們傳譯中所認識的滕牧師。

君子風度

一九六二年北宣加開早堂，為免原有的傳譯員兼顧得太辛苦，滕牧師透過建道的神學生容保羅（多年後尊主堂堂主任），請他在北宣聚會的妹妹容智美擔任早堂傳譯。容氏一家原籍廣東，但曾長居天津，而且家教是：牧師吩咐的就要做。於是容智美主日便穿得整整齊齊（當年是旗袍），開始這事奉，一做就是十年。

她説「年輕時不識驚，沒想過自己的能力。但滕牧師講道很清楚文雅，容易跟上。我便像鸚鵡，他説一句，我説一句。他博學多才，常引用中國經典，特別是《論語》，我便要回家『刨』《論語》。」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滕牧師常以微笑鼓勵人。「在台上傳譯其實也頗緊張，但從講台下來，滕牧師總溫文地給我微笑，是很大的鼓勵。」六八年，滕牧師到一個大學生夏令會主講，共三個上午，容智美陪同去傳譯。下午她仍要上班，滕牧師用的士送她回去，三天如是。「我受寵若驚！當年坐的土屬高消費，滕牧師自奉儉樸，竟不惜用的士送我，很有紳士風度。」

道在心中

六十年代中期，傳道同工黎金貞姑娘的兒子陳永標也加入「鸚鵡」行列，在晚堂或午堂或培靈會事奉。他説：「為滕牧師傳譯是舒服的，他很懂得『就』傳譯者，句子不會長，思路清晰。我從沒見他有講稿，他拿起聖經就可以講道。偶爾有一張小字條，寫上幾個鑰詞或經文出處，通常有七點。（滕牧師有「七點牧師」之稱。）他對聖經熟到不得了！字條上只寫章節數字，他全不用翻看便朗朗上口，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滕牧師經常在同一主日，早、午、晚堂講不同的道，有會眾三堂都來聽。

熱愛講道

七十年代起，鍾眉伍便是滕牧師的「御用翻譯」（一些老會友給她的雅號）。她注意到滕牧師十年如一日拿同一本聖經上台講道，四吋乘六吋那一款，裡面密密麻麻有他用幾種顏色劃上的符號──圓圈、箭頭、括號、間線、數字……。是他的領會心得？前後互相參考？給自己的提示？只有他知道。

她説：「我感恩在他身上學到很多，尤其欽佩他對聖經的熟練。他的講道多是以經解經，要翻很多經文。他輕易背出，我就要平時熟讀。」

滕牧師八十歲時曾表示，希望能講道到一百歲。八十五歲時（二○○七年），一次回北宣講道，步下講台梯級時失腳，尾隨的鍾眉伍欲扶他，結果兩人齊跌下。她説：「我的心很感動，滕牧師年事已高，仍那麼喜愛宣講神的話，真是主忠心的僕人！我們這些有健康、有精神體力的，不更應事奉嗎？」

滕牧師居港多年後，偶爾到了一些沒有提供傳譯員的聚會，如果會眾中有表示聽不懂國語的，他會用廣東話講。其實聽眾也感受到他講得吃力，但即使為了少數人，他也會盡力而為。這就是滕牧師。

作者：梁貴嫦
原載於《宣訊》176期，2014年8月，頁3。
［本文獲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授權轉載］

滕近輝牧師是我最敬重的牧者。但我談不上與滕牧師認識，我只是一個因為滕牧師記得自己的名字而樂上半天的小晚輩而已。

一九九三年神學院畢業後，加入了宣道會北角堂負責中學生工作。一九九四年堂主任蕭壽華牧師安息年假，特意請滕牧師回來負責講道職責。就這樣，竟有幸與他同工，這是天父一份特別寶貴的禮物。

滕牧師來了！一如過去聽聞，滕牧師是謙柔並可親的。

滕牧師雖然如此可親，但還是想不到他會跟我們同工去「飲茶」！當時，北宣團隊只得五六人，我們同坐一張中小型的圓桌子，圍著滕牧師「嘆茶」「食點心」，此情此景，叫人懷念！滕牧師不但跟我們「飲茶」，也不時為我們「添茶」。每當我們低下頭吃東西的時候，他就「不經意」地為我們「添茶」。「不經意」地服侍別人，相信就是滕牧師事奉的其中一個特色。

有一次飲茶時，我們正吃得興高采烈，滕牧師卻停了下來。我坐在滕牧師身旁，就問他：「為甚麼不繼續吃？點心好好味呀！」他微笑著並拍拍肚子告訴我，就是他有一個習慣──吃飽了就不再吃。我又笑笑口，拍拍肚子告訴他：「點心真係好好味，雖然我吃飽了，還是要繼續吃。」

每次想起這段對話，就覺得自己「無聊透頂」！總是後悔當時為甚麼不好好地把握機會去問滕牧師一些神學問題及牧會的知識，而説了這些無聊閒話！難得的是，他沒有輕看我，還花氣力回應。滕牧師教曉我一個學問：多麼屬靈的偉人，也得「落地」的回應生命。

一次，滕牧師要入長洲建道神學院講道，有愛主、愛滕牧師的肢體知道此事，特意找來一艘遊艇，送他入長洲，剛巧我也要出席該聚會，於是一行多人浩浩蕩蕩地「坐遊艇入長洲」。

在船上，我們把滕牧師圍著，下船了，我們也圍著滕牧師上山，到達神學院，老師同學們一擁而上，圍著滕牧師，講道完了，人們又把滕牧師團團地圍著。無論上山、落山，總有人在滕牧師左右，而且總有問不完的問題。

然而，滕牧師長時間面對人群，卻能從容以對，臉上從未露出不悦之色，實在「太厲害」！是的，一個人外在的表現，就透露了他內在生命的操練。

與滕牧師同工的日子很快就過去，好多年後，參加一個慶賀滕牧師壽辰晚宴，當日有很多尊貴的嘉賓出席，加上長洲之上山落山的情景印象猶深，因此，覺得不太好走過去跟他握手問安，免得打擾他，只是遠遠地向他點頭微笑。怎料，滕牧師也點頭微笑回應，因為這微笑，我就放膽走去跟他握手，還未開聲，滕牧師先説：「貴嫦，你是否仍然做青少年工作呀？」嘩！沒想到滕牧師還記得我的名字，還記得我負責的事工，我握著他的手，開心得只懂點頭傻笑。雖然只是一句簡單問候，但因為「被記念」教我至今仍感到「被牧養」。原來「牧養」就是「記念」，是很簡單和單純的一份愛心。

滕牧師安息禮拜，我邀請了一位剛從加拿大回港休假的同工參加，當日，這位同工一邊聽著分享，一邊輕拭眼淚。後來，她告訴我：雖然不認識滕牧師，只看過他的書，以及在網絡上聽過他講道，但在安息禮拜中，神將一個全然委身事主的生命呈現眼前，疲倦的心靈就被甦醒了。

為甚麼我會邀請這位不認識滕牧師的同工出席安息禮拜呢？因為我知道滕牧師的生命會繼續不斷地對我們一群事奉者説話。親愛的滕牧師，謝謝您！

作者：朱裕文
原載於《宣訊》175期，2014年7月，頁3。
［本文獲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授權轉載］

當我們不斷添置新書放上書架，自然去舊迎新。不過，如果將滕近輝牧師比喻為一本舊書，一本記錄他生命與事奉的書，我認為它不但不會下架，還要放在一個常供人閲讀的位置，使人閲讀後銘記於心。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區聯會）於六○年代成立時，滕牧師已經領導區聯會，作區聯會主席至八○年代末，《宣訊》開闢「近輝遠照」這個專欄，期望香港宣道會的弟兄姊妹從多角度認識他，實屬明智之舉。滕牧師可以説是本會信心的雲彩，固然有很多值得訴説的地方，不過在這裡，我選擇分享他生命的感染力──一種領袖必需的素質。

對香港以至全球華人教會，滕近輝牧師是近代其中一位最具影響力的領袖，他的影響不僅在於事工的開拓，而是事奉的生命素質。不少人定義甚麼是領袖，或論説如何領導，這些領導理念都可有不同的見解，但一個領導者除了具備領導應有的能力外，所謂領導，就是他有跟從者，有尊敬他和聽從他指示的人，不是少數，而是多數。

我也可以説是滕牧師的一位跟從者，因自一九八○年從加拿大回港事奉，與滕牧師在區聯會同工的日子，他對我生命與事奉的影響，不僅於早年作過我的神學老師，更是我的屬靈導師；當初我決定從加拿大回港事奉，其中一個來自神的確據，是出自滕牧師的口，他對我説：「你應該回香港，香港需要你」。

滕牧師自一九五七年擔任宣道會北角堂（北宣）堂主任共三十年，植堂數目之高，超過其他堂會。他視野廣闊，洞悉普世事工，講道有能力，得到廣大教會敬重。他不會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從沒有為一己的想法與人角力；與他共事的人都知道，滕牧師聆聽意見，追求和睦。然而，他關心的不只囿於一間堂會，更對香港宣道會貢獻良多。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堂會的經濟實力普遍不及現今，為鼓勵宣道會的堂會植堂，滕牧師領導區聯會，支援經濟能力弱小的堂會。

回首八十年代初，與滕牧師在區聯會同工的日子，那時只有六位左右的委辦，議事內容簡單，議事過程像討論家裡的事，開會地點多在北宣，有時移師到附近餐館，會議總在輕鬆的心情下進行，這只是一點花絮。

令我印象最深刻且見識到滕牧師領導魄力的，是他帶領香港宣道會所作的植堂運動。事緣一九八三年委辦參加秘魯利瑪舉行的世界宣道會團契（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議會期間聽到菲律賓宣道會有一個堂會增長計劃，一個充滿動力和熱忱推動堂會傳福音的項目，席間打動了我們，回港後由滕牧師草議一份鼓勵堂會訂定增長及植堂目標的計劃，為不同實力的堂會訂定具體的植堂步履，因為這次的推動，香港宣道會傳福音及植堂的意識亦在那段日子提高了。回顧香港宣道會的發展歷史，這是一段值得回憶的紀錄，並不在它是否「成功」，而是在滕牧師領導下，眾堂會都同心以之為增長方向，走過努力耕耘的日子。教會就是如此與我們的領導者同步。 領導者有不同的風格，滕近輝牧師不是一位滿腦子夢想的人，但他對傳福音、植堂、開拓事工都滿有信心，靠主行事；更以他生命的感染力，帶領我們跟隨主的腳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