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北宣週刊》，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牧者心聲」。

每一個基督徒都是「學生」，不過他們不是學書本，而是學基督（Not students of books but disciples of Christ）。他們的考場不是課室，而是人生的各種場合。他們的考試，時常是突發的，決來不及臨時準備，若非準備有素，就會失敗。但是在「靈性學院」裏面，每人都有補考的機會。而且補考的分數，不但不像一般學校要打折扣，反而要加分。因為他們對於考試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瞭解，所以他們的分數更真實。許多屬靈界的大學者，都是補考的過來人。例如大衛，他曾在最重要的一門功課上失敗，但是他流著眼淚參加補考，分數竟然出奇的高。他的補考論文被選入聖經裏面（詩卅二，五十一），一直到今天還有許多人誦讀，對他們的補考產生了很大的助力。

彼得也是一樣。他在考試前滿有自信：「別人命失敗，我永遠不會失敗！」但是想不到他一進考場就失敗了。他也流著眼淚補考，結果成績優異卓越！他的博士論文也是補考時寫成的，留在使徒行傳裏面，與他起初的失敗形成強烈的對比！

還有馬禮遜——他曾是逃學的主日學學生，卻在補考時成為第一位到中國傳道的宣教士。

「靈性學院」的學生們，小心——抽考！

原載於《北宣週刊》，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一日「牧者心聲」。

基督教的信仰是「全人信仰」，基督的救恩是「全人救恩」；基督徒與基督徒之間的關係是「全人奉獻」，基督教教育是「全人教育」。

主耶穌用四個字來代表全人（the whole being of man），即心、性、意、力（可十二30）。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是全人的愛：「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保羅用「靈、魂、體」來代表全人。他說：「願你們的靈、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帖前五23）。

今天，我們常用理智、感情、意志，來代表全人格。這三個因素，都要與我們的信仰發生關係。

基督的救恩和真理，必須在我們的「全人」裏面發生作用，絕非只限於一部分。這樣就造成全人的變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otal life）。

基督徒所蒙的救恩，可以用兩個名詞表示出來：「變位」與「變相」。（transplan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前者是指地位上的改變，後者是指生命與生活上的改變。前者是由基督的代死而產生的——信徒由定罪的地位一變而成為稱義的地位。後者是由聖靈的工作產生的——信徒生命的本質發生了變化，因而整個人生改觀。

求主帶領我們進入「全人信仰」裏面去。

原載於《北宣週刊》，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牧者心聲」。

上帝在哪裡？這是每一個關心終極真理的人所關心的。

一、上帝在人性中——人性中的「良知有三個極明顯的因素：上帝感（宗教感）、是非感（道德感）、永恆感（來生感）。這三樣都是人性中指向「超然存在者」的箭頭。

二、上帝在大自然中——大自然中有「自然律」，表示大自然不是混亂的。不然，物理化學等自然學科，都不可能成立。但是請特別注意，自然律中有種種超自然律的現象，例如動物的「冬眠」——牠們停止了生理上一切正常活動，但仍舊保持生命數月之久，穩渡嚴冬，恰是大自然界的「雪藏」。遠在人類科學懂得雪藏以前，已在大自然中出現了。這表明上帝製定自然律，而又超越自然律。

三、上帝在歷史中——歷史學家說：「以色列人的歷史，是歷史中的神蹟，也是一個神蹟的歷史。」兩千多年前，上帝已多次在聖經中預言，以色列人將長期在世界各國中流浪，但最後將要復國。這正是以色列人的歷史。

四、上帝在耶穌基督裏面向人類顯現——這就是聖經所說，「道成肉身」，「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基督），將祂表明出來。」

綜言之，上帝在人性中，所以孟子說：「知其性，則如天矣。」上帝在大自然中，所以愛因斯坦信上帝。上帝在歷史中，所以歷史學家湯因比相信，以色列人的歷史是一個神蹟。上帝在基督裏，所以我們相信上帝，又相信基督。

原載於《北宣週刊》，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牧者心聲」。

清朝開國皇帝康熙，寫了一首詩：

「生命之寶」。由詩詞看來，他真的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此詩之一段：

「世間最大為生死 白玉黃金也枉然

淡飯清粥充一飢 錦衣那著幾千年

天門久為初人閉 福路全憑神子通

我願接受神愛子 兒子名分得永生」

康熙皇帝在這一首詩裏面，提到五個問題：

一、生死問題——「世上最大的生死」。生與死實在是人生最基本的問題。人生的意義何在？死後歸宿如何？這都是最具體的問題。聖經給了我們答案。

二、物質享受的真正價值問題——「白玉黃金也枉然」，「錦衣那著幾千年」。在解決人生最重要的生死問題上，物質是無用的：「枉然」。一切享受充其量不過數十載而已。

三、天人隔絕問題——「天門久為初人閉」。「初人」是指亞當夏娃。他們的罪過造成了天人之間的隔膜，永生天門因此關閉。天人契交斷絕之後，人類靈性落入昏昧之中。

四、生機重發問題——「福路全憑神子通」。上帝的聖子耶穌基督降臨人世，道成肉身，十架舍身，重造人類心靈之生機，歸依上帝，奔上福路。

五、個人信仰抉擇問題——「我願接受神愛子，兒子名份得永生。」個人的選擇產生真實信仰，以信心接受永生，成為天父兒女。

這一切正是聖經所講的福音。請您接受。

原載於《抉擇》，1986年7月，頁11-14。

聖經中彌漫著深遠的真理。它們是矛盾之燧石碰撞而迸出的火花，點燃人生的智慧，人生是矛盾構成的圖案，在矛盾的沖激漩渦裏，我們打撈著稍縱即逝的真理。人間從未有過純元的善，也從未有過純元的惡。在善惡交織中，我們認識人生，發現它的光明面和陰暗面；在善惡的交戰中，我們面對那些在掙扎中的至善流露，感極而泣；我們逼視那些墮落的鬼獸間之行徑，太息髮指再三；讓我們體會「上帝形像」的意義，和撒但爪齒的兇殘。人類在災難中哭號，在痛苦中哀泣，在罪惡中呻吟，在孤單中消沈，在戰爭中吠嗥，在貪慾中打滾，在權利中浮沈，在歧途中徬徨；傳統、革命？個人、群體？「荒謬」、意義？尼采、基督？自由、秩序？極權、民主？宗教、人本？理想、物質？終極、權宜？……這一切構成了現代的人生，構成了現代文學，構成了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這一切也是聖經的主題。

本文試將聖經中人物的矛盾和掙扎經歷，和諾貝爾文學獎作者或作品中的矛盾感，作一對照。

聖經中「傳道書」的作者，以理性之銳目，冷觀世上萬事，他的結論是：虛空、捕風、捉影、矛盾、無意義。他觀察過享樂主義（「凡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智慧主義、道德主義、財富主義、長壽主義、名譽主義、來世主義，權力主義、愛情主義（傳道書一1，15，三16，四8，五12 ，六3，七1，14，九11，九1，6）。他的結論是多麼矛盾與荒謬：「智慧人與愚昧人無異」，「貪愛銀子的，不因銀子知足……人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義人所遭遇的，反照惡人所行的」，「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萬事之理離我甚遠！」「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空虛」•「荒謬」・意義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被稱為廿世紀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獲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走上宿命論之途的悲觀主義者；他否定歷史的意義，否定哲學和科學；他認為人生的意義就是忍受，因為人生就是「痛苦的總和」，「勝利是哲學家和傻瓜的幻覺」。在他的「城市」（The Town，1957）裏面，「忍受」（endure）成為最顯著的字和思想。他回到古代希臘斯多噶哲學的觀念裏去：「放棄一切希望，但是要戰鬥下去；戰鬥就是它本身的獎賞。」

海明威（一九五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第一部成名作「太陽升起」，該書名就是從聖經傳道書第一章第五節取來的，暗示他的悲觀哲學。他的名著「老人與海」更是他人生觀的詮釋。這故事描寫一個老人單獨駕船出海追捕大魚，作為他人生最後一次心力和體力的考驗。一條大魚上鉤，卻把船拖入大海他奮力與魚爭鬥，最後獲勝。但是魚身太重，無法拉上船面，他只好用鏈把它吊在船邊。不料鯊魚群光臨攫食魚肉，殺不勝殺。他終夜划船回岸，但是大魚殘軀所餘無幾。他無法確定自己是勝利者或是失敗者。海明威的格言是：「人生第一任務就是忍受（endure）。」該書獲得一九五三年的普立茲獎。海氏認為人生是殘忍而無意義的，恰如沙特和卡穆所說的「焦慮」和「荒謬」。

奧尼爾（Eugene O’Neill一九三六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另四次獲普立茲獎）的著作中也充滿了悲觀哲學的氣息。他把每個嬰兒的誕生稱為「死亡的誕生」（giving birth to death）。他認為每一個人都註定要失敗，人的高貴性只在於爭鬥中的勇氣。他的著作幾乎都是悲劇，充滿了罪惡、兇殘、報復、絕望的描寫。

沙特（一九六四年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他說，他會同樣拒絕接受列寧獎，如果頒授給他的話）在他的名著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裏面，把人生稱為「徒然的熱情」（a futile passion），因為人生似乎毫無意義。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名著「西西弗的神話」（The Myth of Sysyphe），藉著古希臘神話中哥林多王西西弗的故事，來描寫人生的無意義。西西弗受天神宙斯所罰，將一塊大石推上高山，但每逢接近山頂時，大石就會滑落山下，他永遠在那裏毫無意義的勞苦。宇宙是不能以理性來了解的不時有與理性相反的「荒謬」（absurdity）現象。科學、哲學、宗教，都不能解釋它。但是，卡氏提出一種思想：這「荒譯」只是一種人類主觀的印象和意見，並非一定是客觀的事實。恰在這一個關鍵上，法國科學家兼哲學家巴斯卡拉（Pascal）提出基督教信仰的答案，正如德國存在主義鼻祖祁克果（Kierkegaard）所主張的。這也是聖經傳道書在分析「日光之下」人生虛空和荒謬的現象之後，所提出的結論——人生是有意義的：敬畏上帝，道其美善旨意而行善、喜樂、尋求智慧（十二13，三12）。這是由「日光之上」的境界裏面照射下來的一道金光。

上帝・人本

這是把我們的思想，引往諾貝爾文學獎作品中關於上帝和人本觀念之間矛盾的探討。這個終極性的問題，在這些作品中常常出現，值得我們注意。

聖經裏面也有些作者，會經歷了上帝是否存在的困擾，也會發出痛苦的呼聲。例如：「我見惡人享平安，他們死時沒有疼痛，不像別人受苦，他們所得的過於他們所想的，常享安逸，財寶增加……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詩七十三）。又如義人約伯在痛苦深處的申訴：「完全人和惡人，上帝都滅絕……惡人的燈何嘗熄滅，患難何嘗臨到他們呢？惟願我能知道上帝在那裏……」（約伯記九22，廿一17，廿三 3）。

卡穆在他的名著「黑死病」（The Pestilence）裏面，藉著一個人物塔魯的口說：「若沒有上帝，人能成為聖人嗎？這就是難題的所在，事實上，這是唯一的難題。」

紀德（Gide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希望世上能有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和一個沒有家庭的社會。他常常在上帝的觀念上掙扎，他不想要上帝，但是卻深感上帝觀念對人性的重要性，所以想建立一些上帝的代替品。他先嘗試以道德代替上帝（以基督的倫理代替死去的上帝），但是他坦白承認不清楚這道德的標準是甚麼。後來，他又想建立自由女神，及至當他逐漸發現這潮流在歐洲所造成的混亂時，他於一九四二年正式貶廢了自由女神，他說：「我不再相信自由，這一個偶像使我們瀕臨死境。我現在願意接受約束。」他繼而以群體利益代替個人自由，所以傾向共產主義。不久，他不安於極權的觀念與實況，拒絕加入法國共產黨。他也曾經以愛為掙脫自我桎梏的出路。他說：「我發現，愛之擴展是幸福的秘訣。」「我懷疑，愛以外是否還有任何真道德。」紀氏把對上帝的信仰描寫為：「向著一種雖難捉摸卻是可崇敬的對象的努力追求，那是一種更高的境界，個人在其中被它吸收。我無以稱之，只可冠之以上帝。」紀氏說，這漸進的上帝觀，恢復了他的道德感。他雖然在一九四七年宣佈他是無神主義者，主張以道德和人的尊嚴代替上帝，但是他始終在上帝觀念中掙扎。

詩人與劇作家艾略特（T.S. Eliot一九四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直保持對上帝的明確信仰。這在他的兩個劇本「聖堂中的謀殺」（Murder in the Cathedral）和「鷄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裏面，顯露出來。他說：「除非你認為文化只是物質上的進步……若你認為文化是精神與理性在高水平上的配合體，那麼，文化是否能脫離信仰而長久存在，是令人懷疑的。」他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講座中指出：對上帝的信仰支持人與罪惡的戰鬥。他說：「我不相信，歐洲的文化能在基督教消逝之後，仍然存在……世界正在嘗試建立無基督教觀念的文化體系，它將失敗。」他認為單有理性哲學和科學，絕不可能滿足人性的需要。他留下名言：「人生不是要證實甚麼（尋求答案），乃是跪拜（以愛、謙卑和祈禱回應宇宙的奧秘）。」

湯瑪士・曼（Thomas Mann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多次在其作品中流露對上帝的信仰，但是不無矛盾的掙扎。他在名著「魔術山」（The Magic Mountain）裏面，尋求大自然與心靈之間，人生與藝術之間，秩序與自由之間矛盾的協調。該書主人翁卡斯陶，在宗教與科學之間，感情與理性之間，秩序與自由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民主與極權之間，徘徊徬徨。曼氏在另一名著「約瑟和弟兄們」裏面，以象徵的手法藉著聖經故事，闡述人生的意義和希望，他自認這是他最好的作品，其中流露著他對上帝觀念的關注。他認為法國的理性運動，把理性偶像化是一個危險的方向；他也批判尼采哲學，指出這兩種思潮在歷史上所造成的悲劇。他認為宗教的作用，是以精神征服自然，哲學的功能是調和自然與精神；藝術的貢獻是透過美的重造，把自然精神化。曼氏認為：上帝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是一切相對事物之間的總調和：自然與精神，身體與心思，善與惡，暗與光；上帝是精神宇宙的總體，是人類追求的目標與引導者，是人類對於宇宙能力和律則的一種觀念，是公正的法官，是慈愛的父。上帝本身也是在進展之中。他的上帝觀有相當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最後，他受了史懷哲的影響，把宗教詮釋為「尊敬」（reverence） —— 對人生奧秘的尊敬，對人生高貴性的尊敬。

愛‧鬥爭（基督‧尼采）

在基督生平中有兩個高峰：登山寶訓和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基督在前者裏面，從千百矛盾的觀念中，宣告愛仇敵的路線：轉過左頰由人打。他在後者裏面，從無數矛盾的勢力達成愛的最高行動。這愛的道德觀，竟被尼采稱為「奴隸道德」，他自稱為「第一個非道德主義者」。尼采的「善惡之上」（Beyond Good and Evil）的觀念，把勇敢與良善等化，他的「權力意志｣搬上了歷史舞台，開始了思想史上一場矛盾的戰爭。

多位獲諾貝爾獎的作家，會受叔本華和尼采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是海明威。海氏的道德觀是徹底的個人主義：雄風，男子漢一類的觀念非常突出，他甚至把人類分為兩種，有睪丸的和無睪丸的，等於中國人所說「有種的」和「沒有種的」；他認為基督教以善報惡的道德觀，是懦弱的表現，是失敗主義。他享受西班牙鬥牛、打獵、冒險、以殘殺動物為樂。

其他作家們卻擺脫了尼采的影響，例如紀德會深受尼采的「超價值觀」（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浸濡，曾細讀尼采所著「察拉土斯特拉如此說」七八遍，但是後來卻一變而厭惡尼氏思想。湯瑪士‧曼也一直努力擺脫了尼采和叔本華在他早期思想中的巨大影響。

卡繆青年時會喜讀尼采作品，但他後來採取了堅強的道德路線。他為了同情貧苦大衆，曾加入共產黨，但後來深感蘇聯史大林的作風與道德之間的矛盾，因而退黨。此後，他致力於政治與道德協調的鼓吹。他在其作品「叛徒」裏面，探討個人良心與政治手段之間的矛盾、革命中的道德限度問題、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道德問題等。他批判史大林的勞改營、清黨、暗殺等手段。他的政治道德觀流露在他的作品「被誤會的人」裏面。沙特也以共產主義同情者的身份，呼籲共產主義放棄「階級團爭」的路線，盡力謀求存在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調和。

蘇聯作家巴斯特納克（Pasternak一九五八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但因遭受國內壓力而拒絕接受），震驚於史大林的殘忍手段，就在支持共產主義的活動中冷靜下來。他寫了名著「齊瓦哥醫生」，書中流露他對人性的觀察。他認為一切社會改革的努力，都被腐敗的人性所掣肘，真正的革命是人性的革命。他在書尾附了廿四首詩，暗示他思想的旅程：由自然主義，到生命主義，又到基督。他認為基督的故事是人類最偉大的一首詩，愛是人類的希望。他在蘇聯領袖赫魯雪夫的幫助之下，未因這一本書而遭受逼害。

聖・慾

使徒保羅說：「情慾和聖靈相爭，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道取死的肉體呢？」（加五17，羅七15，21，24）。

現代希臘詩人卡贊扎奇斯（Kazantzakis），在其三萬三千餘行的著名詩作「奧德賽：現代續集」裏面，描寫他的思想旅程。這本詩集已譯為三十多種文字。書中充滿著尼采的影響，也充滿了情慾的放縱。但是，在骨子裏卻隱藏著靈慾之間矛盾的衝擊。作者熱烈擁護尼采的宣告：「上帝已經死了！」他解放了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同時，基督卻帶來他內心的不安，和對上帝的尋求。他深深感受到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藉著他作品中一個人物伊凡・卡拉馬助夫所說的：「如果沒有上帝，人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他不要一位外在超然的上帝，卻渴望著一位代表人間希望和眼淚的神明。他說，他的心靈就是尼采與基督的戰場。他渴慕上帝，卻不願放棄肉慾。他幻想創造一種把神聖和情慾綜合起來的宗教。他心目中的基督流露在他所寫的「重釘十架的基督」裏面。（史懷哲認為還是感動他最深的著作）但是他的靈慾混合的觀念，卻令他寫了「基督的最後試探」。

自由・秩序‧傳統

摩西為了解救同胞脫離奴役，甘心放下自己在埃及王宮中的自由；皇后以斯帖為了拯救同胞免被屠殺，而放下她選擇個人安全的自由，她說「我死就死吧！」保羅為了藉福音救人脫離罪惡的桎梏，就放棄結婚的自由。這都是在矛盾的衝突中，作勇敢選擇的感人例子。

海明威是一個強勁的個人自由主義者，但是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爆發內戰時，他為了理想，以美國人身份投入了反弗朗哥的戰爭中，寫出了名著「戰地鐘聲」；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了英勇。記德原以個人自由為女神，後來卻願意放下自由，尋求群體的利益。

另一方面，約翰・斯坦倍克（John Steinbek一九六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為了個人自由的保全大聲疾呼。他認為一切的創造力都是從自由的個人心思所發出來的。他反對任何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湯瑪士・曼則有另一種思想過程。他原來反對保衛個人自由的民主政體，嚮往德國俾士麥獨裁政治時期的輝煌成就，但是後來卻一變而成為民主的擁護者。他的名著「魔術山」（四年內再版一百次），也探討自由與秩序的問題。

詩人艾略特（Eliot）則主張限制個人自由的浪潮，而擁護漸進性的傳統，並主張以少數傑出領袖的統治來取代民主。傳統是社會生命的根和主幹，我們豈可把根挖斷而求枝葉茂盛結果？

人性•道德

誰也想不到，像大衛那樣虔誠信仰上帝的人，竟然有一天跌倒墮落，陷入罪淵裏面；也想不到，像所羅門那樣滿有智慧的人，竟然糊塗起來，迷醉妃嬪，敬拜偶像。這是人生脆弱和矛盾在聖經裏面的表現。

諾貝爾文學獎作品裏面，充滿著人性醜惡、失落、與虛空的描寫，但有時也閃耀著人性的尊嚴、高貴、和美麗，反映著「上帝的形像——雖然是已經蝕損了的。正如湯瑪士‧曼所說：「人是聖徒和野人的綜合體」。

史坦倍克的「憤怒的葡萄」，描寫美國農民生活的痛苦和黑暗情形：奧尼爾的「長夜漫漫路迢迢」描寫一個家庭中的墮落、腐敗、分歧、對立、和仇恨，影射著他自己的家庭背景。這是他用眼淚寫的一部小說。艾略特的詩「荒原」，描寫大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腐化和虛空；記德的「偽善者」（The Counterfeiters）描寫虛偽充斥的法國社會；沙特的「理性時代」描寫那些高談闊論卻毫無行動的空心人；索忍尼辛（一九八一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四部著作，都描寫蘇聯勞改營的悲慘情況；湯瑪士‧曼的「浮士德博士」以象徵的手法，描寫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之下把自己賣給魔鬼的悲劇，它也是人類的縮影。

另有道德墮落的心理描寫。例如卡謬的「墮落」，分析一個品格高尚的律師，如何因怯弱未能挺身救溺，以致內疾而放棄道德，逐漸墮落，造成悲劇。

另一角度，人性也有其光輝的一面。卡謬在其名著「黑死病」裏面，描寫四十年代非洲的一次虛構的流行病中，死了廿萬人。瘟疫中暴露人性的多種醜惡與自私的真面目，但是有一位醫生，名叫路可斯，卻悲天憫人，萬死以赴的去醫治和照顧病人，也有一些熱心人士和他聯手努力。這本書被評論家列為法國半世紀中最偉大的小說。

讓我們用索忍尼辛和高汀（Golding一九八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話，作為結束：「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道德的社會主義。」「野獸，就是我們自己。」

（本文轉載自香港「文藝雜誌」季刊第八期）

原載於《抉擇》，1979年1月，頁12-13。

七月卅一日由泗水搭印航班機飛回西加里曼丹，在坤甸機場下機時，溫度高達九十三度。我暗忖：前面幾個月的熱季（乾季）大概不容易過吧？但是後來事實告訴我們，並非如此。有人說，近年來西加氣候改變了，乾季雨季混在一起，乾中有濕，濕中有乾，這真是乾濕褸的天氣了。西加的天氣總是早晚清涼，而且名副其實的“一雨成秋”，溫度相差約十五度。準備到印尼來做宣教士的青年們，不必怕這裡天氣太熱。上半年與下半年的溫度並沒有甚麼差別。每晚十二時過後，還需要蓋一條被單呢。

在餘下的這幾個月裡面，我們主要的工作有下列幾種：

①青年工作。我除了多次在各地的青少年聚會中講道之外，和唐崇榮先生主領西加各教會聯合舉行的青年進修會，為期六天。赴會者約一百五十人，另有導師廿餘人。大家住在教會學校的課室裡面席地而眠。大家很擔心沖涼水不夠用，但是主在大會期間賜下大雨，解決了問題。大會期間每晚舉行佈道大會，由唐先生主講，赴會的人很多，改在禮拜堂前的空地上舉行。最後一晚有六百人赴會，每晚都有不少決志信主的人。唐先生講道，既懇切又幽默，極受歡迎，聖靈也作工。這是我和他在印尼第四次同工，但是第一次聽他用華語講道。大會中有十六位青年獻身，其中五人在今秋進入西加聖經學校受造就。感謝主。

② 繼續在各地舉行訓練聚會。例如在新埠頭教會，一連五天。由下午五時至八時半，舉行訓練造就班；在山口洋（Singkawang）聖經學校舉行傳道人進修會，每天四堂聚會；在三條港教會一連五天清早六時半舉行訓練班；在上侯（Shanggau），一連三整天，為福音自傳會的同工及教會信徒領袖舉行訓練班；同樣聚會在坤甸自傳會舉行；在橫溝為西加開荒佈道會同工及印尼人聖經學校學生舉行五日訓練班。上述各聚會的赴會者都有追求的態度。

③ 在幾間比較強的教會裡面鼓勵傳道人與信徒組織佈道隊，往未有教會的鄉鎮去佈道，建立佈道所。反應很好，例如坤甸總會有四十位弟兄姊妹們參加佈道隊。我們和佈道隊的領袖們用了兩整天的時間搭車或乘船往六處鄉鎮去勘察可以建立佈道所的地方，結果選定了五處的地方作為工作的目標：淡水港（離坤甸四十公里），共牌（離坤甸廿公里），永吉（離坤甸六十二公里，另一方向），三保路（離坤甸二百餘公里），吳樂港（離山口洋廿公里）。頭兩處由坤甸佈道隊負責，第三處由新埤頭教會佈道隊負責，第四處由三條港教會佈道隊負責，最後一處由文島宜教會佈道隊負責。希望二年以後，每處地方都可以有聖經學校的畢業生擔任傳道人的工作。請為佈道隊隊員禱告，求主幫助他們在工作上有始有終。

④ 繼續在各教會中主頒佈道會。在八月至十月的三個月內，先後在十六處教會中傳揚福音。有的地方交通很不方便，例如到司加勞（Sekarau）去，要搭小巴一個半小時然後坐小船二小時。我們和聖經學院院長鍾盛源牧師坐在僅可容四人的小舢舨上，由下午五時划到七時餘，然後步行夜路一小時才到達目的地。那條小舢舨由一個印尼人作划手。開始划的時候，他一面划，一面咳，好像患肺病一樣。我坐在他旁邊，聽見他的喘息聲，心中很覺不忍，看樣子，他大概有五十歲的年紀，很瘦，但是想不到半小時以後就不咳了，一口氣划了二小時，從未停過。舢舨上搭了一個小草蓬，很低，我們頭只好彎下來就它。划船時，因櫓振動，草蓬上的蟲粉飄下來，落在我們頭上滕師母順口背誦廣東童謠：“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對我笑，叫我好寶寶，外婆抱寶寶，寶寶吃糖糕，糖糕吃飽了，寶寶哈哈笑……。”引起我詩興大發，靈感湧來，順口拈起打油詩，“搖搖搖，蟲粉飄，飄滿頭，飄滿腦，大家排排坐，蓬口望葦草。哎喲不好了！船底漏，水漸高，腳兒向上蹺，不要氣，只要笑！主恩真奇妙！搖搖搖，搖到司加勞！”我們一面把行李拉到沒有水的地方，一面大笑。不要小看這首打油詩，我先用國語讀過再用廣東話讀，兩種話的發音都押韻。

在司加勞的佈道會中，我發現了幾件與佈道工作有關的微妙情形：一、語言的作用很重要。頭幾天我講國語傳譯印尼話，每次聚會我都在結束時發出呼召，請聽衆決志信主，但是沒有一個人有任何表示。最後一晚改用客家話傳譯，結果有一個人決志信主。聽衆每次都超過百人，多數是青年，都會聽印尼話，但是似乎只有客家話才能打動他們的心。二，有人怕信耶穌，因為死時沒有人為他們抬棺材。西加的華人有一種風俗：每一個鄉鎮有喪事互助會，家家都要參加，每逢有人去世，各家都要派人輪流抬棺材到安葬的地方。但是信了耶穌的人，别人不肯抬他的棺材，所以信徒必須彼此幫助。此外，各地的教會必須有自己的墳場，這樣，人才敢信耶穌。我為一處力量小的教會奉獻了約港幣一千八百元，買了一塊地皮，可以埋葬五十人，解決了他們的大問題。

在過去的大半年裡面，約四百卅人在我所主領的佈道會中決志信主。我們常常為他們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的信心，成為真正得救的人。除了一處地方（洪砂港）以外，各地的佈道會中都有人信主。

⑤ 協助聖經學校。我在山口洋聖經學校教書一個月，講授教牧書信。面對十一位學生，我心中很有負擔，希望他們將來都成為西加教會有用的人才。該校校長鍾盛源牧師是印尼聖道神學院早期畢業生，他一人擔任校長，教務主任，舍監，司數四種責任，正式“一腳踢”。有一位英國女宣教士幫助教書。我希望香港有人肯來教書，三年至五年（短期宣教士）。香港宣道會北角堂為該校的經常奉獻，增加了他們經費百分之七十五，使他們大得鼓勵。他們的院舍不敷用，沒有一點活動和運動的地方，只有兩間課室。希望主為他們預備更大的地方。港幣七萬元可以解決他們一切的問題——購買地皮，建築新院舍。

⑥ 幫助西加達雅族的宣道會在坤甸開設了一間教會。香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供應他們經濟上的需要，為他們租了會所（每月約港幣四千元，包括聚會地方及傳道人居住地方），另為他們聘請一位牧師（印尼宣道會翟輔民紀念神學院畢業）。他們已經在十月第三主日開始聚會，每日約三四十人赴會，將來發展的可能性很大。他們數年來希望在坤甸開設教會，但因沒有經濟力量而不能實現。香港弟兄姊妹們的援助對他們極有意義。

⑦ 用香港弟兄姊妹們的奉獻幫助了五間教會建築他們的禮拜堂（南吧哇，彬路，禾洛，三筱，新覺，其中二間屬西加基督教會一間屬福音自傳會，二間屬宣道會）。我們堅持一項原則，就是上述教會的會友必須奉獻建築費的相當比例，我們才肯幫助他們，這樣就不會妨礙他們自立的精神。在這五間教會中間，我們幫助最多的是建築總額的三分之二（禾洛教會），最少的是三分之一弱（新覺）。其他三間二分之一強。五間之一（南吧哇）已經完成，且於十月廿六日上午九時舉行獻堂禮，本地區政府首長四五位及坤甸宗教部長參加典禮，並且致詞，我擔任講道，各教會皆派代表赴會。典禮長達二小時半。赴會者二百餘人。其餘四間皆已動工，將在年底以前完成。我將於十一月廿六日參加禾洛（離開上侯約四十公里）教會的獻堂禮並講道。

此外，我將餘款用來幫助建立四間佈道所（其中兩間租用民房；一處建築簡單房子，另一處租用學校）。這四處佈道所都已在進行籌備當中。我的祈禱是求主在一九八○年底以前在西加賜下十間佈道所，漸漸成長為教會，而每間都有全時間工作的傳道人。

在這裡，我必須向香港宣道會北角堂的弟兄姊妹作一個交待：你們為西加福音自傳會奉獻了近港幣三萬元，作為建造一艘福音船的費用。我近回西加之後，會與他們的領袖們商量。他們認為維持一條福音船的費用太大，所以一致請求將該款改用於建築一座禮拜堂，供應禾洛鎮（Bodok）華人與達雅族人福音工作的急切需要，因此未能達成你們的願望，尚祈鑒諒為感。此外，你們也為西加聖經的需要奉獻了約港幣一萬元，該欸未能按原意使用。因為雖然西加教會領袖過去向我提起此項需要，但是當我返回西加與他們詳細商量時，發現印尼政府禁止教會自行印製聖經，所以只得放下。我已將該款撥作幫助棉蘭宣道會建堂之用。這一件事也請你們原諒。

我寫這封信的時候，兩次不知不覺笑起來。滕師母說：“你咁得意，一個人笑乜嘢呀？”我說：“港幣在西加這麼好用，可以作成這麼多工作，我怎麼會不高興？”第二次笑是因為我發現我在西加的工作有七項。有人說我是“七點牧師”，因為我的講章常有七點，想不到，不但我的講章“七點化”，連我的工作也“七點化”。

十月底我到新加坡去參加“亞洲教會領袖佈道會議“（As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Evangelism），會期是十一月一日至十日。約三百位代表從亞洲廿個國家來赴會。該會議是洛桑大會後繼委員會亞洲區委員會召開的。他們邀請韓國的韓景職牧師和我擔任大會的名譽主席，又請我與英國的司徒德博士（Dr. John Stott）分擔大會每日上午的查經會。台灣的周聯華牧師應邀發表一篇論文：“福音與中國文化”。代表團中最大的是印度，其次是韓國，第三是印尼。最少的是緬甸，只有一個人。大家在大會中以沉重的心情為尼泊爾八十位為主坐牢的信徒禱告。該國只有信徒二百餘人，而其中竟有八十人被囚！大會中還有一位特別的代表，是從非洲尼日利亞（Nigeria）來的。他的名字很特别，叫巴巴（Baba）牧師。他是該國福音差傳會（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的總幹事。該會支持一百對宣教士夫婦在非洲各國工作。這實在是亞洲差傳工作的好榜樣。大會很注重差傳工作，所以將三堂全體性的聚會交給“亞洲差傳聯會”（AMA-Asian Missions Association）來主持。在此聯會的組織之下有約七百位宣教士（印度約二百位；韓國約二百五十位，另有二百位未參加聯會；印尼約一百四十位；香港四十位；新加坡四十位。）日本約有一百卅位宣教士，希望他們將來也加入聯會。印度有一個差會，工作很好，他們已有宣教士八十七人，計劃在十年內差遣四百四十位宣教士。希望菲律賓將來也參加聯會，他們有一百位以上的宣教士（包括華人差會在內）。

大會之後，跟著舉行亞洲神學會議和亞洲基督教教育會議五日。相信情形一定很好。

我們在十一月中旬返回西加。沿卡江往上侯，禾洛，那邦（Ngabang），彬路新覺，橄欖山（Kalansam）等地工作。我們將於十二月十三日晚搭星航抵港。

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封信。不久就要見面了，心中很歡喜。主恩在我們身上非常豐富，令我們感謝不盡。再一次多謝你們為我們祈禱。敬祝

蒙恩日深

滕近輝 傅忠愛敬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原載於《抉擇》，1978年11月，頁12。

七月十五日，我們搭機由椰加達飛往勿里洞島（Billiton），約四十分鐘到達該島首城丹絨板蘭（Tanjung Pandan）。該島約在椰城與坤甸的中間。建道校友黃頌恩牧師夫婦於四十二年前到這裡來開荒，走遍該島（約八千平方公里）及鄰島邦加（Bangka），宣傳福音，與同工們先後建立十間教會。兩島華人皆操客家語，商業百分之八十操在他們手裡。除了務農經商以外，許多人在錫礦場工作。勿里洞錫礦聞名全國，與該島經濟有密切關係。黃牧師夫婦四十餘年在這裡守住崗位，忠於託付，含辛茹苦，到處奔波，現在已經七十一歲，仍然相當健康，工作如恒。

我們下了飛機，乘汽車約廿分鐘來到鎮內，找到一家旅館，安頓之後，到教會裡去拜望黃老牧師夫婦。我們沒有在事先寫信告訴他們。我們要來，出其不意突然出現在他們門前。我在十七年前第一次到印尼來的時候，曾在萬隆見過他。所以當他開門時，我們彼此認得出，瞬息間的驚訝立刻轉為歡迎。黃師母比較蒼老一點，但是很健康，題起過去的經歷，講得津津有味，娓娓動聽。她說「很不好意思請你們到這麼簡陋的屋子裡來坐。這間屋子是卅多年前黃牧師利用建築禮拜堂賸下來的材料自己建築的。」這裡的牧師必須甚麼都會作。禮拜堂可容二百餘人，地點很幽靜，離市鎮很遠。禮拜堂周圍栽了開花的灌木，更覺清雅。教會買了一架老爺車為黃牧師探訪和出外佈道之用，買價港幣八千元，另花八千元修理才能使用。

黃牧師曾任中華國外佈道團主席，該團分裂以後，他擔任「合一堂」方面的主席，有十七間教會及佈道所。勿里洞和邦加兩島移居椰城的會友已經超過三百人，他們奉獻了近港幣四十萬，最近在椰城購買了一座房子作為會所，該堂的牧師是黃牧師的女婿。日軍佔領印尼期間，黃牧師一家七口逃難到勿里洞山區裡去居住了四年，務農為生，嚐盡艱苦。勝利之後，教會重開，並建築禮拜堂，日漸興旺，會友增加。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年是教會發展時期，其後，共黨思想流行，教會漸受壓力。有人告訴黃牧師，他的名字已被列入共黨的黑名單內。這種情勢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五年政變流產的時候。

目前有人正在為了「合一堂」與「建道堂」的復合而努力，這是一件好事。但也有人認為不必復合，雙方各自努力工作，發展會更快。有人說椰城的華人教會至少有一半是因為分裂而產生的，結果會友人數增加更為迅速。而且經過一段時間以後，雙方均將過去意見上的分歧漸漸忘記，彼此重新建友情，恢復交往。有一位同工笑著說：「這算不算教會增長的途徑之一？」總之，人的軟弱，有時在上帝手中變成恩典的出口。

我們在禮拜六抵達丹絨，黃牧師立刻與執事們商量決定邀請我在主日禮拜講道，並且主領五晚的佈道培靈會，三晚在丹絨，二晚在九十公里外的馬紇。這和我們悄悄來的原意正相反，但是既然主這樣引導，我就依靠主奮力以赴。我們看見了主的恩典，在丹絨的三晚，每晚禮拜堂坐滿了人，有十餘人決志信主。第二處地方雖然在主日之後才通知他們，仍然有很多人來赴會。日間黃牧師用老爺車帶我們去探望病人，為他們禱告。

我們所住的旅館主人是回教徒，印尼人，他們每天四時半就起身祈禱。祈禱室正在我們房間的隔壁，有窗相通。他們中間一人把禱文大聲唱出來，其他的人不時說「阿們」，倒很像基督徒祈禱的情形。我一方面怨他們打擾清夢，同時感覺慚愧。好在約廿分鐘就完畢了。這一間旅館是鎮上唯有兩間之一，設備簡陋，我們來了，店主才修理電燈，電力很微弱，不能看書，每天港幣七十元，包三餐在內。只有三個客人。連一把風扇也沒有，好在勿里洞早晚天氣涼爽，只有中午和下午需要搖扇。我感覺勿里洞似乎是全印尼最清潔的地方。勿里洞以猴多著名，我們在這裡第一次吃猴肉，很可口。一位會友獵到一隻猴子，特製一大碗猴肉，送來給我們吃，雖然味道好，但是因為心理上的緣故，我只吃了一點點。客家人似乎對猴子很客氣，把牠們稱做「猴哥」，但是吃起猴肉來就不客氣了。在田野間的公路上，我們看見猴公猴婆猴仔一大群慢條斯理的跨過公路，汽車要停下來等牠們，牠們似乎一點不怕人。黃牧師說，「人拿起棍子來，猴子才害怕而走開，但是牠們卻不怕女人拿棍子。」原來猴子們也是重男輕女。黃牧師將他在日軍佔領印尼時期捉猴子的經驗告訴我們，饒有興趣。猴子們常常成群結隊在夜間偷吃園果蔬菜，和莊稼，不勝其擾，他發明一個方法捉牠們——在田地裡挖一個大洞，用木板蓋起來，中間留一個洞口。木板是斜形的四邊高，洞口低，洞內放置蕉皮等猴子喜歡吃的東西。洞口插了一根木棍方便猴子由洞口攀入攀出。夜間，當一隻猴子發現寶藏以後，就帶了一大隊猴友來佔領仙洞，嚐了一次甜頭以後，每晚必來。於是黃牧師下手，將洞口的木棍的當中一段用刀削弱了，當猴子們想從洞內出來的時候，一跳上木棍就斷了，牠們就被困在洞內。天晚以後，黃牧師跳入洞內（好大膽！）先找出猴子的領袖（最兇的那一隻就是），劈頭一棍，牠立刻靜下來，全群跟著靜下來，乖乖束手就擒。宣教士的生活，真是多采多姿！我請黃牧師將四十二年的工作經驗寫下來，香港一定有書局願意出版。

黃牧師帶我們去看他倆佬在退休以後準備居住的地方——離市區約二公里，他們用約港幣二百元買了一塊地皮，約三千方呎，準備在上面自建一間房子。他們有很強的獨立精神，雖然兒女要他們和他們一起居住，但是他們決定倆佬自己住。

黃師母說起中華國外佈道團翟輔民牧師的往事和建道的舊聞，令我們聽出了耳油。她提到翟師母精神不健全，最喜歡買舊傢俬，他們家中常堆滿了舊傢俬，翟牧師只好和舊傢俬店預先講好，隨時將翟師母買來的舊傢俬賣回給他們，每次賠錢。翟師母很喜歡談話，但是翟牧師沒有時間聽她講，她就寫長信從郵局寄回自己家中給翟牧師。但是翟牧師待她很好，他所忍受的比約翰衛斯理所忍受的容易得多了。這一切試煉使翟牧師的靈性更有深度。

在勿里洞我更感覺到客家語在印尼華人中的重要性。到印尼西部來的宣教士如果能講客家語，對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客家語很特别，「一個人」是「一隻人」。黃牧師說，勿里洞有些地方，把男人叫做「公」的，把女人叫做「乸」的。學客家語也不容易，發音不易正確，例如西加山口洋靈糧堂傳道人陳弟兄的太太是生長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大半年前從新加坡來到西加，已開始學客家語。有一次在祈禱會裡面她對大家說，「讓我們一同禱告」，事實上她所說的是：「讓我們一同打架！」

七月廿一日我們返回椰加達，在李家敬先生家裡住了一天。這是我們第三次蒙他招待，實在感謝他一家的愛心。這一次在他家中遇見了他的女兒和女婿劉君。劉弟兄於一年前正在美國加州大學攻讀化學碩士學位的時候，決志獻身全時間事奉主，放下學位立刻進入神學院受造就。太太和他同心，在一間公司裡面工作，供給丈夫讀神學。劉弟兄是美國僑生。最近他有感動作宣教士，要到印尼來傳福音，於是立刻開始跟太太學印尼文，進步迅速，數月內已可簡單會話。每天握住印尼文聖經，時時閱讀，學習精神比我強得多。連李先生帶我們到公園去欣賞風景的時候，他都在那裡讀印尼文。他隨時請教太太，十分方便。但有時他學習得太緊張，太太被他追問得透不過氣來！這種學習精神，實在難得。他們到印尼來準備工作半年，然後看主的引導如何。願主將來重用他們。感謝主，祂在全世界各地興起人來做宣教士，廣傳福音。

李先生帶我們去看海豚表演，其技術與香港海洋公園的水準差不多。最好看的還是玻璃池內海岩上的附生生物（例如珊瑚），種類繁多，每種都是彩色的，美麗奪目，其設計與色彩，千變萬化，奇譎難測，嘆為觀止。我們在這一個水族館和動物園裡面發現四樣生物具有同樣的神態，好像塑像一樣動也不動：烏龜，企鵝，單腿擎立的仙鶴和懶魚。我注視懶魚數分鐘之久，牠竟然一動未動（這時我胸中浮現一位西加朋友所描述似假卻真的一幅關於懶魚的圖畫：西加海中有一種懶魚（ikan malas），動作緩慢。當漁夫發現牠的時候，就用一根竹條在牠的腮邊輕輕撫摸，牠立刻靜下來，口兒張開像著了迷一樣，漁夫就用鉤子穿過牠的口把牠拉上來。那位朋友表演得生動逼真，所以在我的記憶中他的面口和魚的面口融和為一。）這四種生物似乎在那裡默默的宣講一種人生哲學，姑名之為烏龜哲學。烏龜們聚精養神，一切都慢慢來，決不消耗一點精力，牠們的目標是成為「千年大龜」。與此相反的是「曇花哲學」—— 曇花將其美麗生命集中在數小時之內傾盡，開放出來一支燦爛動人的花朵，在夜半黑暗中表彰著生命的奇妙和偉大。它雖然是「曇花一現」，卻已完成了生命的意義，多少人徹夜不眠，等待著欣賞這「曇花一現」的寶貴時刻（我在勿里洞拍了一張曇花一現的幻燈片）。

我買了一本印尼文的宋尚節傳，天天閱讀一、二章，他美麗的生命史只有短短的十五年（1927〜1942），但是光芒四射，恰是「曇花一現」，但是他打破的玉瓶所溢出的香氣卻長留人間！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以三年時間（半工半讀）讀完了大學四年的功課而名列第一！又以九個月的時間獲取化學碩士學位，再以九個月的時間獲取化學博士學位！何等燦爛的學業成績！但是——當報紙競相刊登和中國最高學府爭相聘請他做教授的時候，他竟然撇下一切，踏上全時間事奉主傳福音的道路！然後以每日講道七、八小時的爆炸程度將他的生命在十五年內傾倒出來！我將這一本書讀了又讀，它成了我一個多月來的靈性食糧。

我發現一件令我高興的事：我可以不查字典而讀完印尼文的宋尚節傳——當然一部份是連續帶猜的！但是我仍然不會聽也不會講印尼話。

七月廿二日搭機由椰加達飛往泗水，在這裡工作了八天，共有五種工作：①主日崇拜——兩個主日在四間教會講道。其中最值得一題的是一間僑生教會，主日兩次聚會共約八、九百人赴會。牧師是浙江人，講印尼話，約六十歲，沒有讀過神學，靈恩路淺，聚會氣氛極為熱烈，單唱詩就足有一個鐘頭。全體會衆舉手祈禱，熱而不亂，唱詩由樂隊伴奏，十分好聽。領受聖餐時，每人將杯高高舉起，讚美祈禱，然後一同喝，令我想起詩篇中所說的「舉起救恩的杯」。這位傅牧師廿歲時患病將死，經歷神蹟，得到醫治，立即放下生意，全時間宣傳福音。該堂已在泗水市區建立了廿多處聚會的地方，又建立了一間聖經學院，學生四十餘人。其畢業生已在印尼各處設立四百多處會所，皆稱「會幕堂，四十年來發展之速，令人難以置信！是研究教會增長的好對象。②在大專學生團契（FES）聚會講道二次，FES在印尼的工作相當弱，因為各教會尚未學會支持這一類的工作，所以同工很少，但工作機會很多。港幣五百元可以支持一位全時間的同工這真是屬靈投資的好機會！我在一次新生佈道會中講道，有七人決志信主。③泗水「事主團契」主辦第四屆一年一度的培靈研經會，不分宗派與會別，全部用印尼話，每日三堂，一連六天。除了唐崇榮弟兄和我以外，還有一位印尼人講員，每人分擔六堂。他們兩位用印尼話講道，我用英語講，由聖道神學院講師余振榕牧師譯為印尼話。上午兩堂，晚上一堂，像香港培靈研經會一樣。上午赴會人數約四百，晚上約六百至九百。唐弟兄講的時候人數增加，有一次他從晚上六時半一直講到十一時半。我希望這一年一度的聚會漸漸獲得衆教會的支持，成為好像港九培靈大會一樣，對信徒的靈性大有貢獻。目前泗水有些組織嚴密的大宗派，十分世俗化！例如不久以前，有一間教會為了籌款，請紅星演唱，甚至表演脫衣舞，令人難以置信，引起報章非議。印尼教會的復興，其鑰匙在於這些大宗派的復興，希望這培靈會逐漸長大，吸引各教會的人赴會，造成普遍的影響力。④在數間華人教會聯合舉行的培靈會講道。⑤泗水興化語教會舉行按立牧師典禮請我主禮。赴會的各教會會友約六百人，被按立者是陳明仁弟兄，參加按手的牧師十餘位。

我們在泗水的時候，特别去拜望建道校友的前輩曾道行牧師夫婦，他們已經近八十歲。曾牧師身體軟弱不能起床，但是師母扶他起身與我們合拍一張幻燈片。曾牧師曾在峇里島致力開荒工作一、二十年，頗有成績。他寫了一本見証集，我希望返港時設法為他出版。他是福音的堅強老戰士，值得敬佩。

七月卅一日由泗水飛往坤甸，回到西加里曼丹工作。我們一切蒙恩，謝謝弟兄姊妹們的代禱。我們也每日在施恩台前為你們祈禱。

滕近輝  傅忠愛  敬上

20/9/78

原載於《抉擇》，1978年10月，頁12。

在印尼工作了五個半月之後，於七八年五月廿日，按照我的教會執事會預先的決定，由椰城飛回香港與弟兄姊妹團聚一個月，然後再往印尼工作半年。在這一個月內，我看見恩主的信實和恩典，顯明在我的教會，我的家人，和中國神學研究院的身上。在過去半年裏面，我的教會聚會的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主日上午兩次崇拜人數超過一千，晚禮拜也略有增加人數。這顯明作工的是主，不是人。中國神學研究院達成了購買院金的奉獻目標——共收到港幣一百廿八萬餘元，在律師樓辦妥了手續。這實在是一個恩典的神蹟！至於我的家人，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大兒子決定獻身事主，而且希望做一位宣教士；次子的靈性有了轉機；同時我十年來第一次收到的中國大陸家人的來信得知他們都平安。這一切的一切使我心中充滿了對主的感謝和讚美！在這一個月內，我躬逢盛會，參加了建道神學院第六十八屆畢業典禮和中國神學研究院第一屆畢業典禮，各有畢業生十三人。我也有機會參加建道神學院八十週年紀念慶典（明年六月中旬）的籌備會議，和華福中心主辦的復興祈禱會，為期兩日包括通宵禱告。赴會共五，六十人。願主復興香港眾教會，在傳福音上加倍的努力！

六月廿九日搭星航班機返回印尼工作。心中興奮，因為帶來了香港弟兄姊妹為印尼西加福音工作的奉獻十二萬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宣道會北角堂弟兄姊妹奉獻的），可以幫助完成四間禮拜堂，和建造一條福音船。這筆奉獻分别幫助三個教會團體：西加基督教會，福音自傳會和華人宣道會，其中有一部分幫助達雅族宣道會在坤甸開設一間教會。我自從在三月間發出西加里曼丹需要的呼籲之後，就不斷的禱告，求主按其旨意成全這件事。感謝讚美主！祂已經賜下三年總需要的五分之二，其餘五分之三包括建築四間禮拜堂和山口洋聖經學院的改進與擴展。

這次到達印尼最先感受的兩件事，是極有意義的。第一件事是椰城基督徒會堂舉行第一屆差傳年會，在三天內有六次的培靈會，由唐崇明牧師和我擔任講員。頭兩晚各有五百人赴會，最後一晚因下雨人數較少，信心認獻約十四萬港元。這在印尼來說，是極好的成績。基督徒會堂差傳部主席李其樹弟兄，在差傳年會中報告時說，該堂是在印尼華福會議及香港華福會議中受感動而開始差傳工作的。他們工作的主要地區是西加，因為他們的會友百分之七十是從西加來的。按我所知道的，目前印尼有五間華人教會已經開始差傳工作：椰城宣道堂（曾約翰牧師），萬隆福音堂（唐崇明牧師），椰城基督徒會堂（張永平先生），泗水福州語教會（唐崇榮先生），棉蘭衛理公會（廖載義牧師）；另外在椰城有「聖工小組」，由各教會有負擔的弟兄姊妹組成，專門支持在印尼各地的開荒工作或擴展工作。

第二件事是香港一位姊妹（目前在建道神學院讀書）比我晚一天到達椰城，心中有感動到印尼來做宣教士，所以先到印尼來各處看看。她亦有意往加里曼丹工作，正在等候主的引導。這是令我十分快樂的事。我向主求五位宣教士從香港到加里曼丹來工作。我相信祂必成就。

還有一個更加令人興奮的消息，就是台北的吳勇長老決定明年五月到印尼來工作兩年，他的教會接納他的請求差遣他到印尼來工作兩年。願主大大使用他，在印尼作成最美好的工作。

三天的差傳年會一完畢，我就與內子飛往蘇門答臘島北部的三個城市領會，先後十天。這些聚會是那裏的華人衛理公會和宣道會聯合主辦的。前者是七十歲的大哥哥，後者是八歲的小弟弟。大哥哥肯和小弟弟聯合主辦這次的培靈會，實在是難得的大氣量。棉蘭市（蘇島首城）的華人衛理公會有會友千人，但經常聚會的約四百人，分為閩南語，客家語和粵語三次禮拜，其中以閩南語聚會的人數為最多。該堂開辦了數間中小學及幼稚園，共有學生八千人，此外棉蘭衛理總會（以印尼人為主）也開辦了中小學和大學，另有數千學生。華人衛理公會的學校規定學生必須參加禮拜，所以主日上午八時半的青少年禮拜有七、八百人赴會，我會向他們講道。該堂還有醫院和產院，甚至有一間小殯儀館。該堂共有傳道人十四位，大多數在學校工作，其中有五位牧師，而五位中的四位是女的，我相信這是他們最大的特色。

蘇島工作的第一站是丁宜（Tebing-Tinggi），首晚聚會在衛理公會舉行，是佈道會，約二百人赴會。該堂已有六十年歷史，附設中小學與幼稚園，平時主日崇拜約一百五十人。次晨六時半舉行培靈會，約四十人赴會，次晚佈道會在宣道會舉行，百餘人赴會，次晨培靈會約四十人赴會。該堂已有十年歷史，是香港的宣教士所建立的，平時主日禮拜有卅餘人。宣道會的禮拜堂比我想像中的好得多，建築費只有六萬餘元，在香港至少要五十萬（不連地皮），目前郭月珍姊妹在這裏工作。

第二站是先達（Fiantar），兩晚培靈會都是在衛里公會舉行。第一晚傾盆大雨，但竟有百餘人赴會，第二晚完全坐滿三百人。先達距離舉世聞名之多峇湖（Lake Toba）不遠，他們安排了大半日時間到那讓去觀光。該湖大得驚人，湖中的島，竟然大過新加坡！令人難以置信。島上有五萬基督徒。衛理公會和宣道會同工們約十人，陪我們到湖上來，我們租了一艘遊艇，在下午三時左右駛往湖內島上去，湖的顏色在藍綠之間，在陽光下極美麗，湖光景色，果然名不虛傳。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不久之前會與印尼總統會晤，商談新加坡投資開發多峇湖，建築國際機場，吸引國際遊客到這裏來觀光，但聽說因為本地居民激烈反對而作罷。此湖拔海相當高，位於山巒之間，所以氣候涼爽宜人，令人感覺心曠神怡。約廿分鐘到達島邊，首先映入眼廉的是一座尖塔式的禮拜堂和附近的一座特形墳墓，有如一座雛形禮拜堂，最初我還以為是祈禱室呢！島岸上正為遊客表演土人風味的傀儡戲。稍向前行，展翅式的土人房屋赫然在樹叢隙間陳列眼前，拍了照，用五元港幣買了一座房屋小模型作紀念。再前行數分鐘，爬上路邊小山崗，那裏有三口石棺，裏面葬著該島歷史中的三位著名土王，頭兩位代表邪術流行時代（由四百年前至二百年前），第三位接受了基督教，他的石棺上雕刻著十字架，從此以後，全島土人皈信基督（二百年前）。響導向我們述說第二位土王的戀愛史，當他們快要舉行婚禮的時候，有人用邪術使女子變心，土王不甘心，又用邪術使她發瘋，從此失蹤。這些故事落在詩人手中，可以寫成美麗的長詩，其中卻充滿著黑暗權勢所造成的悲劇。

傍晚回程中，湖面起了相當大的風浪同工們披上了毛衣。暮影中登時好像換了一個天地。我的希望粉碎了——我原希望欣賞一下「多峇湖月夜」，獲得一點靈感，但是月夜變成「多峇湖風雨之夜」。真的，不久就下起大雨來，也許風雨之夜的靈感比月夜的靈感更富有意義，更真實。

第二天上午越過馬達山，回到棉蘭。建道神學院四位校友（原有五位：蔡永常、吳惠蓮、劉福玲、郭月珍、張碧雲；但蔡永常牧師提早搭小巴趕回棉蘭）和我們二人乘一輛轎車，十分舒服。我們在馬達山頂的一家花園旅館的餐廳裏吃午餐。一路上看見許多禮拜堂，因為蘇島北部的巴達族（Bataks）幾乎全部接受了基督教，約百餘萬人，這要歸功於德國信義會宣教士諾門森（Nommensen）的開荒工作。我們的車子在公路上經過一間禮拜堂，門前有許多女子穿著美麗的衣服，手中拿著紙花；她們攔住每一架車，請車裏面的人買花。原來那一間禮拜堂正在籌款，這倒是一個好方法呢！請北角堂的弟兄姊妹在香港的街道上試試看！

和建道校友們聚實在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他們請我們吃了豐富可口的一餐，劉福玲的父母也請吃飯，這就開始了宣道會和衛理公會，一連五六天的盛情招待。這是我在任何地方所未曾經歷過的——餐餐都是在最好的餐館裏，餐餐都有一二圍，令我們深感過意不去。他們安排我們住在好旅館裏，房間比香港大一倍，現代設備，每日合港幣一百一十元。棉蘭人口超過一百萬，是印尼第三大城市，在萬隆和三寶瓏之上。華人約三十萬。市內只有四間華人教會：衛理公會、聖道堂和兩間宣道會，後三者人數都很少。但是工作的對象很廣大，所以發展的可能性也很大。

第一晚的聚會，是宣道會青年團契八週年紀念感恩會。聚會的地方只能坐一百人，而來了一百三十人，一部分的人只好站在後面門口的地方。三個詩班獻詩：衛理公會小組詩班、宣道會基寧堂詩班，和本堂詩班，我直接用國語講道，不用傳譯，這是我想不到的。第二天是主日，我講了四次，滕師母講了兩次，從清晨六時半開始，一直到晚上九時。

主日晚七時開始，一連四晚培靈會，赴會的人數超過我所預料的，第一晚近五百人，以後每晚增加，最後一晚近八百。我用國語講道，傳譯廈門語。每日晨六時半培靈會，講差傳信息，因為衛理公會正在計劃發動差傳工作。第一年預算港幣十一萬元，由學校盈餘撥一半，其餘一半由會友奉獻。這是很好的開始，每日十時我在衛理聖經學院專題講道，師生和教會的同工都赴會。學生只有十人，所以衛理公會正在考慮停辦，將聖經學院改為平信徒訓練中心，和在職傳道人進修班。將獻身全時間事奉主的青年送到外地受造就。衛理公會在蘇島共有二百教會，其中二十四間是華人教會。華人教會分為三個教區：蘇北、蘇南、爪哇。其中，蘇北區最大，由廖載義牧師任教區長，他和棉蘭的幾位同工曾出席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所以並不陌生。衛理公會的印尼人教會數目多，但經濟力很薄弱，依靠華人教會的支持。每一位傳道人要負責四間教會，才能維持生活，所以很少青年人願意奉獻做傳道。

我們有機會和宣道會的四位同工在一起交通，祈禱和商討工作。我感覺宣道會棉蘭堂址地方差了；滿街是垃圾，兩個禮拜才清理一次，臭氣進到聚會的地方來，街上到處是大洞，一下雨就滿了污泥，很難行過。這樣的地方，怎能工作！我心中有了很沉重的負擔——必須在一年內倚靠主達成建堂的目標。這不應該是困難的一件事。新堂建成之後，福音工作就可以加速進行，供應棉蘭三十萬華人的屬靈需要！這是很值得作的一件事，請大家祈禱，願主成就。

建道校友們送給我們很特別的禮物：情人裝！同一件布料製成兩件衣服，滕師母一件，我一件。想不到結婚二十五年以後，竟穿起情人裝來！我們很感謝校友們的愛心和這樣「有心」。我們似乎年輕了許多，雖然我額上的頭髮越來越稀。

棉蘭還有一件可記念的事，就是我以六個月的時間終於鼓足了勇氣第一次吃榴蓮。宣道會執事會主席王宣道弟兄（他的名字註定他要參加宣道會），以愛心為我預備了榴蓮，所以我決定以愛心來吃。在我的潛意識之中，我以為只要我勝過它臭味的威脅，吃了第一次，以後就會像許多人一樣開始喜歡它了。但是我失敗了——我雖然不再怕它的氣味，但是吃起來它的味道又苦、又怪，我幾乎嘔吐出來。大概我和它沒有甚麼緣分以後我怕我很難喜歡它了。但是別人對我仍然抱著希望。

我在棉蘭的最後兩天，唐崇榮弟兄被印尼人教會聯合邀請到棉蘭來在體育館舉行佈道會，一連五晚，最後一晚赴會者四千多人。他直接用印尼語講道，很流利。近數年來，主在印尼各地印尼人教會裏面特別使用他，例如不久之前，他在蘇拉威西島北部萬雅佬人教會（Menado）佈道大會講道，赴會者二萬人，每晚有十二間教會的詩班獻詩；八月一日至三日，一連三晚，泗水教會聯合在球場舉行佈道大會，赴會者共約四千人，願神大大使用他。

我的姓，「滕」字，在廈門語的發音是「Ding」，在印尼語也差不多；而唐弟兄的姓在印尼語的發音是「Dong」。兩張海報貼在一起，一張是華人聚會，一張是印尼人聚會。青年人看見，大叫起來：「Ding Dong！Ding Dong！」有一次我到一間印尼人教會去參觀，一位信徒問牧師說：「這一位是Ding還是Dong？」

我們每天為你們禱告，願主大大恩待你們！

滕近輝，傅忠愛 敬上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

原載於《抉擇》，1978年8月，頁12。

在基督所講的真理之中，有些在表面上在看來是不合理的，但是經過進一步的思考以後，卻發現它們是極寶貴的真理，舉例如下：

（一）“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這句話（太20：16）乍看起來是不通的，但是值得我們深思猛省。

按照四福音的記載，主耶穌在四種不同的情況之下說過這一句話：

①基督說：“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在上帝的國裡坐席。只是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路13：29-30）。這一句話的意思有兩方面：一、以色列人雖然是上帝的選民，但是他們自以為義拒絕基督，因此外邦人反而比他們先進上帝的國。二、有人蒙恩特多，先聞福音，好像坐在天國的門口，舉步可進，但是他們卻輕視恩典，心裡剛硬，拒絕基督，因此那些遠離天國門口的人反而比他們先進天國，正如基督對法利賽人說：“稅吏和妓女倒比你們先進上帝的國了。”罪人比自以為義的人更容易悔改蒙恩。

②基督說：“凡為我和福音撇下……沒有不得百倍的……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可10：29-31）。在聖工上常常有人漸漸失去熱誠，被後起的人“奪去冠冕”（啟3：11）。

③基督說：“若有人願意作首先的，他必作眾人末後的，作衆人的用人”（可9：35）。那些爭名奪位的在前者將要落後，那些甘自居後服務人的，將要在前。

④基督說：“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太20：1，16）。在這一個比喻中有“理”有“恩”：就理來講，家主對每人所作的都合理，因為他按照所應許的給各人，並無食言或減少；就恩來講，他照先來的工人的工價給後來的工人，並不因工作時間短而少給工錢。

在這裡，我們學了四種功課：謙卑接受救恩；在福音聖工上不懈怠；甘心服務；凡事感恩。

（二）“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路6：24）

基督說：“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無知）”（路12：21）。又說：“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路6：20）。義富財貧，強如義貧財富！孟子說：“王何必曰利，有仁義而已矣！”正是這個道理。富而不仁，既可惜又可憐！“錢”字裡面有二“戈”，戈戈相向，正是義貧財富的結果。香港報載兄弟二人爭遺產兄以手槍擊斃其弟，正是基督真理的寫照。

（三）“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

基督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16：25）。

基督在這裡把低級生命和高級生命加以比較。凡斤斤計較低級生命的利益的人，必喪失高級的人生；凡為了實行基督真理而犧牲低級人生利益的人，必獲致崇高的人生。這是每一個基督徒應該牢記在心的。

低級的人生以自我為中心；高級人生以基督為中心。“非我唯主”或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加2：20），恰是聖經真理的中心，也是基督教信仰的精義。

（四）“哀哭的人將要喜笑；喜笑的人將要哭泣”

這一句名言（路6：21，25）將人間哭笑的意義倒轉過來！這一位人生的主宰向哀哭的人伸出慰撫之手；又向歡笑的人發出警告的號角。祂要人們重新估計哀哭和歡笑的意義和價值。

①“憂傷的靈，痛悔的心”所流出的淚，是何等寶貴！自慚形穢的嘆息使靈魂甦醒。彼得的痛哭使他靈眼復明。我的靈魂阿，為自己哭吧！

②耶利米的眼淚（耶9：1），尼希米的眼淚（尼1：4），保羅的眼淚（腓3：18），主耶穌的眼淚（路19：41）。有一位主所大用的傳道人說：“當我眼淚乾了的時候，我的愛心也乾了。”我的靈魂阿，為别人哭吧！

（五）“若不死了，仍是一粒”

基督說：“一粒麥子不落地裡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12：24）。

“仍是一粒”是基督徒人生的大悲劇！好像“仍是一千”一樣的可嘆！（太25：25）。那些“仍是一粒”的基督徒不肯接受基督所講的基本真理，拒絕走上“死了”的道路，一生被困在自我裡面作死囚，過著貧乏的人生，有葉無果，白佔地土。“仍是一粒”的基督徒阿，醒過來吧！靠著主痛下決心揀選“死”的道路吧！

（六）“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從字面上看來，這一句話（太25：29）正是進化論的寫照：“適者（強者）生存”。“有的（強者）還要加給他，沒有的（弱者）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消滅）。”尼采大聲疾呼的提倡這一種“強人”（或稱超人）哲學，希特拉是他的執行者；結果世界遭殃！

基督這一句話的意義，是限於屬靈的範疇之內的。主耶穌在三種情況之下說過這一句話：

①基督在講論屬靈恩賜的時候說這話（太25：29），教導我們忠於主的託付，負起發展恩賜的責任。這一句話是運用恩賜的法則。

②基督在講論“量器”的時候說這話（可4：25），教導我們一個重要的真理：給予越多，領受也越多。

③基督在講論領受真理的時候說這話（路8：18），教導我們一個寶貴的原則：越願意領受真理，就越了解真理。

（七）有罪者無罪，無罪者有罪

基督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約9：41）。法利賽人自以為義，認為自己擁有上帝的律法，也能解釋律法，又是衆人的老師，這種態度正構成了他們的罪案。如果他們謙卑知罪悔改，反而可以獲得赦免。

（八）“我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基督的這一句話（太10：34）會經引起許多誤會和誤解。連法國哲學家伏洛泰爾也批評過這一句話。另有人引用它為宗教戰爭作辯護。這是十分可惜的事。其實這一句話是極有意義的。

基督的意思是說：“真理”必然顯明“非真理”或“反真理”；兩者必然對立。那些站在真理一邊的人要站定立場，不妥協，不屈服，“為真道打美好的仗”。這“仗”並不是武力鬥爭的仗，乃是屬靈的戰爭，精神的戰爭。請記住：基督一方面說“動刀兵”，另一方面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九）“有人強迫你走一里，你就同他走二里”

這被稱為“奴隸道德”的一句話（太5：41），其中藏著無限的睿智。未成熟的理性不能了解它。它裡面包含著最堅強的力量，最高深的哲理，最韌挺的愛心，最不拔的勇氣，最光榮的勝利！它恰是“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大辯若訥”。這是百分之百以退為進，以善勝惡。這是昇華進入主動境界的愛和善！

（十）“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就有禍了”

假先知善投人喜，所以一般人都說他們好。沒有立場的人才能獲得人人稱讚。向上帝忠實的人，必受惡人的反對。

從另一方面來看，人的稱讚未必正確。每逢我們受人稱讚的時候，應當自省，是否自己真像人所說的那麼好？主前的我和人前的我是否一致？

原載於《抉擇》，1978年6月，頁11。

七小時的小巴行程，把我們帶到內陸卡江（Kapuas）邊上的上候（Sanggau）鎮來。行程的頭四分之三是平整的柏油路，但後四分之一卻是崎嶇不平的石子路，車子經過時塵土飛揚。這四分之一的路程佔了七小時的一半。上候是一個整潔的鄉鎮，人口約四五千人，大多數是華人（僑生），操客語。七年前，福音自傳會（CNEC，在香港稱為中華傳道會）在這裏開始傳福音。先租用民房聚會，後來於去年五月建築了自己的禮拜堂，可容三四百人，坐落在一個當眼的小山頭上，位置很好，雖然山頭的另一邊是墳場，但是從禮拜堂的這一邊是望不見的。天主教曾多方設法攔阻政府把這一片地皮賣給基督教，但是會友們一連數個星期每天早上五時向主呼求，結果獲勝。這是目前西加最好看的一座禮拜堂，大約用了十萬港幣，包括五萬呎的地價在內。他們在七年之內帶領了二百多人信主受洗加入教會，主恩十分顯明。福音自傳會的主任張賢泉牧師陪我們從坤甸到這裏來，該會在西加共有同工十三人，其中十二人從各地來聚集在一起。我在四天內講十一次，其中七次是訓練班，在白天舉行，約四十人參加，四次是晚上的佈道會，約二百人赴會。由國語譯印尼語。

澳洲政府的築路工程隊住在這裏，自成一區，屋宇和設備皆歐化。一年後，公路可以直達上候，那時就方便多了。

四天後（三月十三日），我們坐小船沿卡江逆流而上，四小時到達昔加羅（Sekadau）鎮江上風景極美，如果這條江遷到歐洲去，一定舉世聞名遊艇如梭。此處亦有華人數千，福音自傳會租了一間民房作為佈道所，尚未足兩年，慕道友相當多，主日聚會達四五十人，我在這裏的兩晚佈道會講道，聽衆擁擠到門外，機會極好。二三十人決志信主。卡江內陸沿岸的村鎮，居民對福音有很好的反應，但是仍有許多地方沒有人去傳福音。福音自傳會在近年來所開設的佈道所都有很好的成績，可惜他們的人力物力都極有限，一位新同工的薪水尚在憑信心仰望主的供給。十三位同工之中，六位是達雅族人，專向土人工作。華人同工的薪水比西加基督教會更低些。但是他們說很有傳福音的心志。

因為教會裏面沒有地方住，所以我們住在一間所謂旅館裡面，一共有三間房，點小油燈。窗外簷下滿了燕子的窩巢。旅館建在江面上，朝霞夕陽和暮雨在江上另有一番情趣。房租每人每天只付六元港幣。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好像全鎮的人都注視我們。兒童們最感奇異的是內子的絲襪，一個約十二歲的女孩子摸摸她的腳說：有襪！有襪！

從這裏沿水路回到上候，次日乘小飛機往更深入內陸的彬路（Nanga Pinoh）鎮去。這飛機是宣教士駕駛的，屬於「航空宣教團契」（Missionary Aviation Fellowship簡稱MAF）。半小時到達目的地，飛機上只有我們二人（全機只能坐六人，連駕駛員在內，比我八年前在東新畿內亞所乘的飛機更小）。駕駛員是宣道會宣教士的兒子，他父母過去在寮國西差會做主席，我在七年前往寮國永珍宣道會年會講道的時候，就是住在他們家裏。子繼父志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半小時的飛程我們付了一百六十元港幣。

彬路宣道會已有卅年歷史，但是如果連撒種的時期也計算在內，則有五十年歷史，頭廿年沒有禮拜堂，也沒有傳道人，只有西教士不時到這裏來佈道。目前葉茂廷牧師夫婦在這裏事奉主，會友約三百人，但目前留在本鎮的有二百餘人。全鎮人口只有數千人，所以信徒的比例相當高。有一對宣道會的宣教士夫婦住在這裏，但是他們只在達雅族人中間工作，他們自己有一艘小船，裝了摩打，由水路往周圍的鄉村去佈道或探望教會。他們是英國宣道會所差遣的唯一對宣教士（英國宣道會只有數年的歷史）。

我們在彬路只有三天四晚，舉行了九次訓練班和培靈會二次佈道會。主日崇拜約一百八十人，培靈會和佈道會人數稍多。禮拜堂只能坐二百人，完全坐滿。這裏的華人全操梅縣客語，卅歲以上的會說國語。一切聚會皆由國語譯印尼語。（平時由客語譯印尼語）。禮拜堂經過了近卅年風雨侵蝕，已經很殘舊，而且當那些以漁為生的會友江外歸來赴會的時候，禮拜堂就容不下他們，所以正在計劃建築新堂，需要約四萬港元。他們自己只有二萬元的力量，其他一半需要外地教會幫助。會友們連牧師的薪水都不能維持，所以葉牧師夫婦和兩個孩子接受了新加坡懷恩堂的支持，每月薪金港幣五百元。會友每月只能奉獻約三百五十元，作為教會工作常費。

我們離開彬路時，出現了奇特的場面：西教士駕駛著他們的割草機，後面拖著一架小車廂，充當客車，滕師母和幾位姊妹端坐其上，前面是八架電摩托車構成儀仗隊，而我坐在最後一架的尾巴上，浩浩蕩蕩的駛向五公里外的小飛機場去，確是奇觀。行人停步向我們行注目禮，我巴不得有一架活動映像機，把如此精彩的鏡頭拍下來。

這一次飛機上有六個人——滿座。從高空下望，全是綠油油的草原和森林，卡江像一條巨蟒在其中蜿蜒前行，比我過去所見任何河流更加曲折迂迴，難怪最快的汽船從坤甸到彬路也需要兩整天呢！至於小船那就非十天八日不可了。MAF的飛機對傳道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減少了路途上時間的消耗。我們很佩服這些駕駛員的精神。其中有一位是印尼人，他的駕駛技術很好，印尼航空公司（Garuda）想以高薪請他做國際航線的駕駛員，但是他寧願奉獻一生事奉主，多麼難得！

廿分鐘後到達Kelansam（一般信徒把它譯作橄欖山），飛機降落的跑道就在宣道會聖經學院後面的廣場上，數十位同學已經等在跑道旁邊歡迎我們，教職員也在他們中間。我們從飛機上下來，一直走往禮堂去舉行聚會。院址很大，有十幾座房子，正在江邊，環境很幽美。共有學生六十餘人，三分之一帶著家眷來讀書。我講道的時候，學生們坐在室內聽，太太們抱著孩子坐在窗外走廊上聽，孩子哭了，學生就跨出窗口去抱孩子——極富大家庭風味！學生們歌聲很動聽，四部合唱並不亞於香港的神學生。這一間聖經學院是加里曼丹宣道會五間聖經學院中最好的一間，學生都是達雅族人，教員一半是達雅人，一半是西教士。宣道會的五萬達雅會友（東加另有三萬）都是由這些聖經學院的畢業生來牧養的，西教士人數很少。傳道人的數目和會友數目比較起來，少得可憐。因此宣道會的會友極缺少栽培，傳道人少的原因之一，是會友不能供給傳道人的生活費用，而西差會又厲行自立的政策和原則。因此傳道人的生活極苦，需要一面工作維持生活，一方面傳道。

宣道會西加區的區主席布阿牧師（Mr. Bua，印尼人）和我談到他們希望在坤甸開設印尼語宣道會教會的事，他說，有許多宣道會的會友遷移到坤甸居住，所以亟需一間教會來牧養他們，但是宣道會無力供給傳道人的生活費和教會的房租，他詢問香港宣道會有無可能在這一件事上幫助他們？我答應他將這一件事提交香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委辦會討論。港幣一千元就可以解決他們的需要。

在我留在聖經學院裏面幾小時之中，這一架小飛機載著兩位西教士飛往另一個山區去講授延伸制（TEE）的聖經課程，下課後又把他們載回來，同時順便把一個聖經學院學生的妻子帶來。他們下飛機的時候，駕駛員把行李從倉中拉出來——阿，一個口袋裏面裝著一隻小豬和一隻鴨！是她的家產。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鴨仔和豬兒坐飛機。

達雅族人的貧窮是難以想像的（傳道人也是如此），有人告訴我錫江翟輔民紀念神學院一個學生的事，令人難以置信：他沒有錢交伙食費，結果同學們每餐每人給他一匙羹飯，這樣過了一個學期！一位西教士告訴我，她丈夫往鄉村佈道時，住在傳道人家裏，和他們一起吃飯——只有白飯和辣椒！山地裏的女子歡喜到鄉鎮或城市裏去當女傭，每月工資約合港幣卅五元。她們一得到工錢常立刻去買好看的衣服。有時你會看見傭人穿了晚禮服一樣拖到地面的衣服在那裏工作。

宣道會在印尼的工作已有五十年的歷史，今年二月中旬宣道會與中華國外佈道團聯合舉行金禧紀念大會，美國宣道會主席Dr. Bailey和副主席Dr. King都來參加，地點是錫江（舊名望加錫，新名Ujong-Bandang）。他們請我主領三天的培靈會，但是因為我在西加的聚會早已排定，所以未克赴會，是很大的遺憾。五十年前翟輔民牧師與王載先生組成中華國外佈道團，在印尼開荒工作，團員都是建道神學院的老前輩，例如林証耶牧師，練光臨牧師，曾道行牧師，朱醒魂牧師，王頌恩牧師，謝英廣牧師，陳永信牧師，莊澤之牧師等。王載先生任團長，但翟輔民牧師（Dr. Jaffrey）擔起實際責任在翟牧師去世（1945）以前，該團與宣道會有密切關係。目前該團已分為兩個團體︰建道會與合一會，共有教會約十四間，分佈於東加，中加，蘇拉威西，爪哇，勿里洞和邦甲各地。各堂皆已自立。該團在早期實在作了開荒工作，尤其林証耶牧師在東加達雅族中間十五年的工作，成為華人宣教士的先驅。目前達雅族已經開化了不少，但是他們的生活仍然極其艱貧。四五十年前的情形更可想而知了。希望弟兄姊妹把林牧師所寫的「蓬島闢荒記」再讀一次。（該書已有英文版）。

西教士在加里曼丹作了很好的工作，除了直接的福音工作以外，還有醫院的工作，例如浸信宣道會（Conservative Baptist Mission）在西加的Serukam開設了一間規模相當大的醫院，叫做畢士大醫院，很出名，比一般公立醫院好得多，醫藥費也便宜。許多病人在該院信主，數年內已達八百多人。我在那裏講道七次（有的是向病人佈道，有的是向護士們佈道，有的是醫生和護士的培靈會，卅餘人獻身為主而活。）一位美國醫生為我傳譯，他的印尼話很好，而且很有愛心——他把自己的血輸給一個病人，然後為他開刀，割去胃的一半。病人們很受感動。龍維耐醫生已經加入了這一個差會，正在申請入境的簽証。我聽該院院長說：他們很歡喜一位中國人加入他們的陣線，但是龍醫生持台灣護照，可能入境有困難，請為他祈禱。他希望八月到西加來。

我們常在祈禱中與你們見面。下次向你們報導東加的情形。敬祝

蒙恩日深

滕近輝 傅忠愛

78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