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抉擇》，1986年7月，頁11-14。

聖經中彌漫著深遠的真理。它們是矛盾之燧石碰撞而迸出的火花，點燃人生的智慧，人生是矛盾構成的圖案，在矛盾的沖激漩渦裏，我們打撈著稍縱即逝的真理。人間從未有過純元的善，也從未有過純元的惡。在善惡交織中，我們認識人生，發現它的光明面和陰暗面；在善惡的交戰中，我們面對那些在掙扎中的至善流露，感極而泣；我們逼視那些墮落的鬼獸間之行徑，太息髮指再三；讓我們體會「上帝形像」的意義，和撒但爪齒的兇殘。人類在災難中哭號，在痛苦中哀泣，在罪惡中呻吟，在孤單中消沈，在戰爭中吠嗥，在貪慾中打滾，在權利中浮沈，在歧途中徬徨；傳統、革命？個人、群體？「荒謬」、意義？尼采、基督？自由、秩序？極權、民主？宗教、人本？理想、物質？終極、權宜？……這一切構成了現代的人生，構成了現代文學，構成了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這一切也是聖經的主題。

本文試將聖經中人物的矛盾和掙扎經歷，和諾貝爾文學獎作者或作品中的矛盾感，作一對照。

聖經中「傳道書」的作者，以理性之銳目，冷觀世上萬事，他的結論是：虛空、捕風、捉影、矛盾、無意義。他觀察過享樂主義（「凡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智慧主義、道德主義、財富主義、長壽主義、名譽主義、來世主義，權力主義、愛情主義（傳道書一1，15，三16，四8，五12 ，六3，七1，14，九11，九1，6）。他的結論是多麼矛盾與荒謬：「智慧人與愚昧人無異」，「貪愛銀子的，不因銀子知足……人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義人所遭遇的，反照惡人所行的」，「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萬事之理離我甚遠！」「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空虛」•「荒謬」・意義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被稱為廿世紀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獲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走上宿命論之途的悲觀主義者；他否定歷史的意義，否定哲學和科學；他認為人生的意義就是忍受，因為人生就是「痛苦的總和」，「勝利是哲學家和傻瓜的幻覺」。在他的「城市」（The Town，1957）裏面，「忍受」（endure）成為最顯著的字和思想。他回到古代希臘斯多噶哲學的觀念裏去：「放棄一切希望，但是要戰鬥下去；戰鬥就是它本身的獎賞。」

海明威（一九五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第一部成名作「太陽升起」，該書名就是從聖經傳道書第一章第五節取來的，暗示他的悲觀哲學。他的名著「老人與海」更是他人生觀的詮釋。這故事描寫一個老人單獨駕船出海追捕大魚，作為他人生最後一次心力和體力的考驗。一條大魚上鉤，卻把船拖入大海他奮力與魚爭鬥，最後獲勝。但是魚身太重，無法拉上船面，他只好用鏈把它吊在船邊。不料鯊魚群光臨攫食魚肉，殺不勝殺。他終夜划船回岸，但是大魚殘軀所餘無幾。他無法確定自己是勝利者或是失敗者。海明威的格言是：「人生第一任務就是忍受（endure）。」該書獲得一九五三年的普立茲獎。海氏認為人生是殘忍而無意義的，恰如沙特和卡穆所說的「焦慮」和「荒謬」。

奧尼爾（Eugene O’Neill一九三六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另四次獲普立茲獎）的著作中也充滿了悲觀哲學的氣息。他把每個嬰兒的誕生稱為「死亡的誕生」（giving birth to death）。他認為每一個人都註定要失敗，人的高貴性只在於爭鬥中的勇氣。他的著作幾乎都是悲劇，充滿了罪惡、兇殘、報復、絕望的描寫。

沙特（一九六四年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他說，他會同樣拒絕接受列寧獎，如果頒授給他的話）在他的名著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裏面，把人生稱為「徒然的熱情」（a futile passion），因為人生似乎毫無意義。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名著「西西弗的神話」（The Myth of Sysyphe），藉著古希臘神話中哥林多王西西弗的故事，來描寫人生的無意義。西西弗受天神宙斯所罰，將一塊大石推上高山，但每逢接近山頂時，大石就會滑落山下，他永遠在那裏毫無意義的勞苦。宇宙是不能以理性來了解的不時有與理性相反的「荒謬」（absurdity）現象。科學、哲學、宗教，都不能解釋它。但是，卡氏提出一種思想：這「荒譯」只是一種人類主觀的印象和意見，並非一定是客觀的事實。恰在這一個關鍵上，法國科學家兼哲學家巴斯卡拉（Pascal）提出基督教信仰的答案，正如德國存在主義鼻祖祁克果（Kierkegaard）所主張的。這也是聖經傳道書在分析「日光之下」人生虛空和荒謬的現象之後，所提出的結論——人生是有意義的：敬畏上帝，道其美善旨意而行善、喜樂、尋求智慧（十二13，三12）。這是由「日光之上」的境界裏面照射下來的一道金光。

上帝・人本

這是把我們的思想，引往諾貝爾文學獎作品中關於上帝和人本觀念之間矛盾的探討。這個終極性的問題，在這些作品中常常出現，值得我們注意。

聖經裏面也有些作者，會經歷了上帝是否存在的困擾，也會發出痛苦的呼聲。例如：「我見惡人享平安，他們死時沒有疼痛，不像別人受苦，他們所得的過於他們所想的，常享安逸，財寶增加……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詩七十三）。又如義人約伯在痛苦深處的申訴：「完全人和惡人，上帝都滅絕……惡人的燈何嘗熄滅，患難何嘗臨到他們呢？惟願我能知道上帝在那裏……」（約伯記九22，廿一17，廿三 3）。

卡穆在他的名著「黑死病」（The Pestilence）裏面，藉著一個人物塔魯的口說：「若沒有上帝，人能成為聖人嗎？這就是難題的所在，事實上，這是唯一的難題。」

紀德（Gide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希望世上能有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和一個沒有家庭的社會。他常常在上帝的觀念上掙扎，他不想要上帝，但是卻深感上帝觀念對人性的重要性，所以想建立一些上帝的代替品。他先嘗試以道德代替上帝（以基督的倫理代替死去的上帝），但是他坦白承認不清楚這道德的標準是甚麼。後來，他又想建立自由女神，及至當他逐漸發現這潮流在歐洲所造成的混亂時，他於一九四二年正式貶廢了自由女神，他說：「我不再相信自由，這一個偶像使我們瀕臨死境。我現在願意接受約束。」他繼而以群體利益代替個人自由，所以傾向共產主義。不久，他不安於極權的觀念與實況，拒絕加入法國共產黨。他也曾經以愛為掙脫自我桎梏的出路。他說：「我發現，愛之擴展是幸福的秘訣。」「我懷疑，愛以外是否還有任何真道德。」紀氏把對上帝的信仰描寫為：「向著一種雖難捉摸卻是可崇敬的對象的努力追求，那是一種更高的境界，個人在其中被它吸收。我無以稱之，只可冠之以上帝。」紀氏說，這漸進的上帝觀，恢復了他的道德感。他雖然在一九四七年宣佈他是無神主義者，主張以道德和人的尊嚴代替上帝，但是他始終在上帝觀念中掙扎。

詩人與劇作家艾略特（T.S. Eliot一九四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直保持對上帝的明確信仰。這在他的兩個劇本「聖堂中的謀殺」（Murder in the Cathedral）和「鷄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裏面，顯露出來。他說：「除非你認為文化只是物質上的進步……若你認為文化是精神與理性在高水平上的配合體，那麼，文化是否能脫離信仰而長久存在，是令人懷疑的。」他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講座中指出：對上帝的信仰支持人與罪惡的戰鬥。他說：「我不相信，歐洲的文化能在基督教消逝之後，仍然存在……世界正在嘗試建立無基督教觀念的文化體系，它將失敗。」他認為單有理性哲學和科學，絕不可能滿足人性的需要。他留下名言：「人生不是要證實甚麼（尋求答案），乃是跪拜（以愛、謙卑和祈禱回應宇宙的奧秘）。」

湯瑪士・曼（Thomas Mann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多次在其作品中流露對上帝的信仰，但是不無矛盾的掙扎。他在名著「魔術山」（The Magic Mountain）裏面，尋求大自然與心靈之間，人生與藝術之間，秩序與自由之間矛盾的協調。該書主人翁卡斯陶，在宗教與科學之間，感情與理性之間，秩序與自由之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民主與極權之間，徘徊徬徨。曼氏在另一名著「約瑟和弟兄們」裏面，以象徵的手法藉著聖經故事，闡述人生的意義和希望，他自認這是他最好的作品，其中流露著他對上帝觀念的關注。他認為法國的理性運動，把理性偶像化是一個危險的方向；他也批判尼采哲學，指出這兩種思潮在歷史上所造成的悲劇。他認為宗教的作用，是以精神征服自然，哲學的功能是調和自然與精神；藝術的貢獻是透過美的重造，把自然精神化。曼氏認為：上帝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是一切相對事物之間的總調和：自然與精神，身體與心思，善與惡，暗與光；上帝是精神宇宙的總體，是人類追求的目標與引導者，是人類對於宇宙能力和律則的一種觀念，是公正的法官，是慈愛的父。上帝本身也是在進展之中。他的上帝觀有相當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最後，他受了史懷哲的影響，把宗教詮釋為「尊敬」（reverence） —— 對人生奧秘的尊敬，對人生高貴性的尊敬。

愛‧鬥爭（基督‧尼采）

在基督生平中有兩個高峰：登山寶訓和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基督在前者裏面，從千百矛盾的觀念中，宣告愛仇敵的路線：轉過左頰由人打。他在後者裏面，從無數矛盾的勢力達成愛的最高行動。這愛的道德觀，竟被尼采稱為「奴隸道德」，他自稱為「第一個非道德主義者」。尼采的「善惡之上」（Beyond Good and Evil）的觀念，把勇敢與良善等化，他的「權力意志｣搬上了歷史舞台，開始了思想史上一場矛盾的戰爭。

多位獲諾貝爾獎的作家，會受叔本華和尼采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是海明威。海氏的道德觀是徹底的個人主義：雄風，男子漢一類的觀念非常突出，他甚至把人類分為兩種，有睪丸的和無睪丸的，等於中國人所說「有種的」和「沒有種的」；他認為基督教以善報惡的道德觀，是懦弱的表現，是失敗主義。他享受西班牙鬥牛、打獵、冒險、以殘殺動物為樂。

其他作家們卻擺脫了尼采的影響，例如紀德會深受尼采的「超價值觀」（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浸濡，曾細讀尼采所著「察拉土斯特拉如此說」七八遍，但是後來卻一變而厭惡尼氏思想。湯瑪士‧曼也一直努力擺脫了尼采和叔本華在他早期思想中的巨大影響。

卡繆青年時會喜讀尼采作品，但他後來採取了堅強的道德路線。他為了同情貧苦大衆，曾加入共產黨，但後來深感蘇聯史大林的作風與道德之間的矛盾，因而退黨。此後，他致力於政治與道德協調的鼓吹。他在其作品「叛徒」裏面，探討個人良心與政治手段之間的矛盾、革命中的道德限度問題、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道德問題等。他批判史大林的勞改營、清黨、暗殺等手段。他的政治道德觀流露在他的作品「被誤會的人」裏面。沙特也以共產主義同情者的身份，呼籲共產主義放棄「階級團爭」的路線，盡力謀求存在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調和。

蘇聯作家巴斯特納克（Pasternak一九五八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但因遭受國內壓力而拒絕接受），震驚於史大林的殘忍手段，就在支持共產主義的活動中冷靜下來。他寫了名著「齊瓦哥醫生」，書中流露他對人性的觀察。他認為一切社會改革的努力，都被腐敗的人性所掣肘，真正的革命是人性的革命。他在書尾附了廿四首詩，暗示他思想的旅程：由自然主義，到生命主義，又到基督。他認為基督的故事是人類最偉大的一首詩，愛是人類的希望。他在蘇聯領袖赫魯雪夫的幫助之下，未因這一本書而遭受逼害。

聖・慾

使徒保羅說：「情慾和聖靈相爭，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道取死的肉體呢？」（加五17，羅七15，21，24）。

現代希臘詩人卡贊扎奇斯（Kazantzakis），在其三萬三千餘行的著名詩作「奧德賽：現代續集」裏面，描寫他的思想旅程。這本詩集已譯為三十多種文字。書中充滿著尼采的影響，也充滿了情慾的放縱。但是，在骨子裏卻隱藏著靈慾之間矛盾的衝擊。作者熱烈擁護尼采的宣告：「上帝已經死了！」他解放了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同時，基督卻帶來他內心的不安，和對上帝的尋求。他深深感受到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藉著他作品中一個人物伊凡・卡拉馬助夫所說的：「如果沒有上帝，人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他不要一位外在超然的上帝，卻渴望著一位代表人間希望和眼淚的神明。他說，他的心靈就是尼采與基督的戰場。他渴慕上帝，卻不願放棄肉慾。他幻想創造一種把神聖和情慾綜合起來的宗教。他心目中的基督流露在他所寫的「重釘十架的基督」裏面。（史懷哲認為還是感動他最深的著作）但是他的靈慾混合的觀念，卻令他寫了「基督的最後試探」。

自由・秩序‧傳統

摩西為了解救同胞脫離奴役，甘心放下自己在埃及王宮中的自由；皇后以斯帖為了拯救同胞免被屠殺，而放下她選擇個人安全的自由，她說「我死就死吧！」保羅為了藉福音救人脫離罪惡的桎梏，就放棄結婚的自由。這都是在矛盾的衝突中，作勇敢選擇的感人例子。

海明威是一個強勁的個人自由主義者，但是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爆發內戰時，他為了理想，以美國人身份投入了反弗朗哥的戰爭中，寫出了名著「戰地鐘聲」；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了英勇。記德原以個人自由為女神，後來卻願意放下自由，尋求群體的利益。

另一方面，約翰・斯坦倍克（John Steinbek一九六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為了個人自由的保全大聲疾呼。他認為一切的創造力都是從自由的個人心思所發出來的。他反對任何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湯瑪士・曼則有另一種思想過程。他原來反對保衛個人自由的民主政體，嚮往德國俾士麥獨裁政治時期的輝煌成就，但是後來卻一變而成為民主的擁護者。他的名著「魔術山」（四年內再版一百次），也探討自由與秩序的問題。

詩人艾略特（Eliot）則主張限制個人自由的浪潮，而擁護漸進性的傳統，並主張以少數傑出領袖的統治來取代民主。傳統是社會生命的根和主幹，我們豈可把根挖斷而求枝葉茂盛結果？

人性•道德

誰也想不到，像大衛那樣虔誠信仰上帝的人，竟然有一天跌倒墮落，陷入罪淵裏面；也想不到，像所羅門那樣滿有智慧的人，竟然糊塗起來，迷醉妃嬪，敬拜偶像。這是人生脆弱和矛盾在聖經裏面的表現。

諾貝爾文學獎作品裏面，充滿著人性醜惡、失落、與虛空的描寫，但有時也閃耀著人性的尊嚴、高貴、和美麗，反映著「上帝的形像——雖然是已經蝕損了的。正如湯瑪士‧曼所說：「人是聖徒和野人的綜合體」。

史坦倍克的「憤怒的葡萄」，描寫美國農民生活的痛苦和黑暗情形：奧尼爾的「長夜漫漫路迢迢」描寫一個家庭中的墮落、腐敗、分歧、對立、和仇恨，影射著他自己的家庭背景。這是他用眼淚寫的一部小說。艾略特的詩「荒原」，描寫大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腐化和虛空；記德的「偽善者」（The Counterfeiters）描寫虛偽充斥的法國社會；沙特的「理性時代」描寫那些高談闊論卻毫無行動的空心人；索忍尼辛（一九八一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四部著作，都描寫蘇聯勞改營的悲慘情況；湯瑪士‧曼的「浮士德博士」以象徵的手法，描寫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之下把自己賣給魔鬼的悲劇，它也是人類的縮影。

另有道德墮落的心理描寫。例如卡謬的「墮落」，分析一個品格高尚的律師，如何因怯弱未能挺身救溺，以致內疾而放棄道德，逐漸墮落，造成悲劇。

另一角度，人性也有其光輝的一面。卡謬在其名著「黑死病」裏面，描寫四十年代非洲的一次虛構的流行病中，死了廿萬人。瘟疫中暴露人性的多種醜惡與自私的真面目，但是有一位醫生，名叫路可斯，卻悲天憫人，萬死以赴的去醫治和照顧病人，也有一些熱心人士和他聯手努力。這本書被評論家列為法國半世紀中最偉大的小說。

讓我們用索忍尼辛和高汀（Golding一九八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話，作為結束：「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道德的社會主義。」「野獸，就是我們自己。」

（本文轉載自香港「文藝雜誌」季刊第八期）